polity

族群政治的宏觀調控

2007-04-04T00:40:00.000+08:00

潘永強

連續兩年，在最大執政党巫統的代表大會上，都出現馬來族領袖高舉短劍，接受台下會眾激昂歡呼的場面。巫統大會是這個國家每年一度最受矚目的政治盛宴，但它在國家正要跨向獨立五十周年的前一刻，仍選擇了揮動群族主權意識濃厚的政治符號，不只象徵與宣示意味十足，也說明多族群的馬來西亞歷經半世紀努力，仍遠未建構成為一個成熟的政治民族。

S.M.Lipset在《第一個新興國家》中指出：“所有新興國家和革命以後的社會所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合法性的危機。”他認為，卡里斯瑪的權威很適合新開發中國家的需要，它使人們出於對領袖的熱愛而發現國家的要求。早年美國的華盛頓就具有整合國家的權威，而且他的隱退形式，“對社會發展有著一種決定性的穩定作用”。華盛頓優雅的退位，使權威來源朝法理型發展。

馬來西亞從獨立以來，同樣面對新興國家都遭遇的整合與認同危機，而且多族群社會更增添複雜性。可是，它沒有卡里斯瑪權威來應付此一危機，而且建國元老如東姑和陳禎祿，皆因整合無力才被迫以不甚体面方式隱退。他們的下台，都源自各自族群內部出現的信任危機，也預示國家整合的艱巨。

無論如何，巫統領袖在政治集會上亮劍，顯然就是划分敵我的符號。按德國思想家施密特的說法，倫理學講善與惡，經濟學講有利與無利，法律學講合法與非法，政治理論講的就是“朋友”與“敵人”的區別。任何族群論述的背後，無可避免地都志在制造敵人，形塑“我們”與“他者”。

全球化的衝擊、民族競爭力的不足、國家資源的短絀，是近年來令巫統日益喪失自信的原因；在區域經濟中，馬來西亞也不具核心優勢，喪失繼續成長的後勁動力。在這些結構性背景擠壓下，導致馬哈迪與阿都拉產生政見分歧，個人利益競逐不過是擴大兩人裂痕。

面對民族自信的流失及其帶來的焦慮，“馬來人會不會在地球上消失”，在政治上往往就牽動巫統菁英階層的矛盾，如果菁英之間要避免發生政治上和權力上的更迭或變動，最廉價與便利的因應方式，就是將壓力轉向外部，制造他者與敵人，將現實權力舞台改造為喧嘩的政治劇場，滿足党內基層的政治消費。馬來西亞族群政治的特性，先天就為區分敵友創造結構上的條件。

由於巫統是國內最主要的政治力量，若缺乏自信，就不可能展現強者應有的雍容，當它選擇挑撥族群的語言，抽空對話理性時，也暴露出本身淪為弱者的困境。

但是，巫統作為維持体制運轉與治理的權力軸心，儘管在壓力浮現時，要周期性地運用族群手段克服困境，它其實並沒有失去政治理性。某種程度上，巫統仍承擔起“負責任角色”，它並不會放任族群話語的失控，反而對族群政治的日常管理，仍擺在政治議程的前列。

巫統長期掌控國家機器，它是真正兼唯一的執政党。經驗提醒掌政者，它的權力基礎離不開族群關係的穩定。當今的巫統菁英未必有足夠能力從事經濟上的有效轉型，但對族群政治的宏觀調控，卻有一定保握與堅持，因為這關乎政權與秩序的維系，以及統治正當性。

基於對族群政治進行宏觀調控的考量，巫統通常會在馬來社會的政經形勢需要時，挑動族群意識，利用族群之間松緊不一的浮動情緒，制造他者與假想敵人。另一方面，當它察覺到族群關係將抵觸到社會容忍底線時，就會運用各種姿態、策略或政策工具，適時對非馬來族群進行安撫，或施放政治恩惠，力圖修補，進而在族群之間維持和而不諧的關係。在政治的宏觀調控下，巫統會按照它的政治目標和時機需要，利用手中的資源、策略與工具，在族群之間營造一種既不會太緊密祥和，但也難以導致矛盾對抗的局面。

因此，2006年巫統大會上雖然充斥宣洩性的狂妄叫囂，只要它滿足了內部政治消費，就會受到適時降溫。對受傷害者稍為安撫，尚加發放一些行政資源，即把族群氣氛的毀損度，修复至一個和緩受控的限度。由於碰撞──控管的循環使用，它既有利於巫統壓力的釋放，也同時維持寬大克制的形象，最後還塑造出符合各方心理需求的“團結”說詞。巫統深諳族群宏觀調控之道，令它始終掌握主動，佔據在攻守俱佳的戰略安全位置上。

巫統菁英其實深刻体會到，維護政權的合法性要同時兼顧現代化、民族主義和社會正義。它雖然認知到建構一個公正、平等並確立共同政治認同的“馬來西亞民族”，是國家應該追求的理想，但是要打造一個這樣的政治共同体而不削弱各族群的文化認同與特徵，談何容易。況且，在族群主權與人民主權兩者中，現階段巫統也寧可選擇站在更具安全感的馬來族群主權這一邊。

結果，國家雖取得獨立，但民族國家的建設始終滯後，為確保族群關係的有效管理，則只好訴諸族群政治的宏觀調控。在這個選擇上，巫統的族群政策效果顯著。

有幾項條件有利於巫統進行族群政治的宏觀調控。一是族群政治已被制度化的組織起來，執政聯盟內皆是族群政党，缺乏階級與理念的多元論辨。既然巫統是單一族群政党，又在政治上佔主導地位，故在族群管理上很少遇到党內雜音，也能超越甚至排除執政聯盟內其他政党的纏絆，自主掌握族群政策及其節奏。況且，在確保馬來族群權益的前提下，與巫統競爭的反對党，也對這種族群調控不持明顯異議。

其次，經歷多年政治變遷後，國內幾乎只剩下馬來民族主義，它沒有面對其他族群的民族主義有力挑戰。非馬來人社會在維護本身地位與權益時，其實是節節敗退，以至處處謹小微慎，只能強調公民合理權利為訴求，政治期望日降。這規避了與馬來民族主義者直接的刺激對立，也間接導致菁英操作下的族群調控竟然甚易收效。

最後，在巫統強勢的党政合一結構下，它把族群政治的宏觀調控機制予以行政化，党政兩方面的資源被有效連接整合起來，令巫統的族群政治調控意志，能透過行政與官僚部門得到貫徹執行。巫統將政党、政府、經濟、宗教、媒体、教育、軍警等部門加以整合，令行政体系可為族群調控護航配合。在這個問題上，其他族群政党也發揮助力，它們通常是巫統的戰略伙伴，助長調控效率，卻甚少挑戰或質疑巫統的族群政治運作邏輯，就此而言，馬華公會和印度國大党並不是代議政治意義下的現代政党，只不過是巫統族群調控政治的行政派出單位。

巫統的政治理性，令它意識到族群關係要謹慎的控管治理，但是巫統的政治理性卻沒有躍升到需在制度基礎的層面，建構合理的族群政治關係。而且，巫統對族群政治的宏觀調控，很多程度上是寄託在政治菁英手中，一旦高層政治失衡，或缺少卡里斯瑪型的人物從事整合協調，就可能出現緊張與波動。最重要的是，運用族群政治的策略操作來處理政經危機，最終只會傷害社會的政治理性，而無助於全民政治理性的提升。

16-12-2006

原載《視角》電子刊第一期 www.mag-horizon.net

一场没有制度成长的政争

2007-04-04T00:31:00.000+08:00

潘永强

近一年来，由于马来西亚前后任首相在权力移转过后，因政策、性格和资源分配上产生磨擦，使得执政党巫统的高层精英陷入权力斗争。围绕在前首相马哈迪和现任首相阿都拉两强身边，出现对立的阵营，为了在角力中夺取优势，争夺话语权和制高点，纷纷向社会与媒体抛出话题，在马来西亚的政坛掀起巨大波浪。

由于巫统在政治上具有支配地位，它的党内派系生态和精英之间的互动，不只在政治经济上影响政策短期走向，也对社会各方面产生冲击的效应，特别是双方短兵相接之处，还涉及国家发展路径、产业政策选择、大型基建存废等多项争议。

对阿都拉首相而言，他在政治上真正的反对派不在党外，而是党内的既得利益受损者。但他上任已有三年，改革意向如何始终并未予人充份信心，他与马哈迪之间的较劲，只说明他不是一个凡是派，不能证明他有变革开创的魄力。

依阿都拉阵营近期的战略构想，他将延后巫统党选，在安华有参选资格前提早普选，并利用提名权撤换不合意人选。虽然选举结果极可能令回教党和公正党略有斩获，行动党则重挫马华公会，但至少为阿都拉解除了马哈迪和安华这两大隐患。衡量政治成本，他以失去部份议席来换取党内权位稳定，仍是划算。而这种盘算落实的可能性颇大，因为现有的选举过程，恰恰是阻碍民主进程的助力。就如同E.E. Schattschneider在《半主权的人民》中认为，选举都是偏袒上层阶级的，特别是掌握金钱与组织者。

即使不谈选举的技术面，就客观结构而言，阿都拉也具备克服政治危机的优势，这主要基于三个考虑。第一，是现任掌权者有无足够的组织能力，克服反对阵营的挑战，这里指涉执政阵营内部的精英凝聚力、国家压制性能力，以及选举动员能力。第二，则是反对阵营的组织能力，这包括反对阵营的结盟凝聚能力，还有组织动员能力。第三，就是国际脉络，此指对西方的依赖和支持程度。

就目前状况看来，阿都拉手握组织和资源，无论是面对反对党还是马哈迪的流离势力，巫统当权派仍然掌握有较强的精英凝聚力、强有力的国家机关、动员能力较高的政党组织。与此同时，跟他较量的反对阵营虽然声势略有起色，却依然疲弱和充满分歧。在宗教反恐的气候下，西方也愿意维持现状，支持温和的阿都拉政权。

这一次的巫统党争，与1987和1999的情况不同，它一直在党内派系竞争的范围，没有演变成政党分裂，是“分而不裂”的状态，论影响程度不如前两回深刻。我们既不要高估下台后的马哈迪之能耐，也不应低估具现任优势的阿都拉的党政资源。倘若阿都拉在接下来的普选和党选中，均顺利过关，现实政治的利害自然会弥补巫统目前的裂痕。

一些乐观者往往期待，威权政体内部的重要分裂，将启动民主转型。而对社会普遍来说，除了关切国家如何走出政经困境之外，也把焦点放在前后任首相之间的得失胜负。可是一旦局面有如上述走向，对那些原想在这一波的巫统精英分歧中，看到扩大政治民主化契机的人士而言，无论来自反对党派或是民间社会，肯定是又一次的失望受挫。

马来西亚的政权形式，在民主与威权的状态之间停滞甚久，自六十年代以来，就维持在这种结构中，甚至时而更往威权方向移动。这种僵局本该打破，然而现有的政权却充满回应与存活能力，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相信仍会停留在类似状态。

因此我们必须认清，也要作好耐心准备，即使执政精英产生分歧，马来西亚的民主化还是不能一蹴而成，然则，也不应该像当下的反对党一样，只热衷举办巫统党争座谈会，充当时事评论员，而忘却了反对党应在动员和论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高层政争缝隙中，除了致力于民主化之外，国家制度是否获得成长，也是关键的问题。

当九十年代末巫统遭遇“烈火莫熄”群众运动时，马哈迪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为人权保障开启了一扇细狭的门缝，可视为一项重大的制度成就。在马华公会面对长达近五年的派系斗争后，也促成了党内制度的局部调整，如限制总会长任期，以及设定公职人员任期的内规。因此，衡量政争角力的其中一个得失标准，应该是政争过程是否有利于制度的成长。

有论者指出，从民主政治发生的角度来说，国家的制度可以分成三类。有一类国家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就加以确立，如法制、官僚系统等。在所有稳定的民主国家，都是这些基本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发生在后。另外一类国家制度必须是在民主化发生后才会确立，如选举制度。还有一类国家制度，它们在民主化之前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国家公民权在社会各群体间的分配制度。

换言之，许多国家制度的建设和成长，并非要等待民主化之后才正式启动，像司法、警政等制度，应该逐步演变确立，才能为民主政治打下基础。民主化强调权力的授予和监督，而国家制度建设关乎的是治理与效能，两者同等重要。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近着State Building 就强调，国家制度的低落将妨碍治理和秩序，在菲律宾和印尼这些国家制度基本弱化的政体，即使民主化也不能解决治理问题。

在马哈迪向阿都拉的挑战叫嚣过程中，前者仅将争议焦点集中在马新弯桥、国产车政策、贱卖普腾资产，以及首相女婿凯里的角色上。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但仅是微观的政策个案，马哈迪无意在宏观的制度、论述上与阿都拉竞争，他只想保留个人的政治成果，所以即使能摇撼巫统当权派，也不具进步性，其目的只为取代既有体制的主导权，而非调整或推翻。

如果一场高层政争，既难以削弱威权体制，也未带来国家制度成长，一番纷扰波涛之后，只可能为反对党增加一些议会席次，而总体格局未变的话，那么无论就过程和结果来看，马来西亚社会将会失去许多反省和升华的进步契机。如果政争没有创造制度成长的空间，只沦为权力人物操纵政治从中获利的场域，并且延长威权体制喘息的机会，则不只国家的制度改革无望，政治发展也将陷入持续停滞的困境，这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政争结果，谁赢谁输反而毫不重要。

10-10-2006

原載《視角》電子刊試刊號(一) www.mag-horizon.net

在文化工具箱中寻找论述

2007-04-04T00:28:00.000+08:00

潘永强

社会学者Ann Swilder曾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圣经的读者如果想为自己的任何行为做出辩解的话，他总是可以在其中找到相应的段落。” 过去五年来，马来西亚华文报业遭遇严寒，因政经势力连手形成垄断之势，但垄断行为的主导者仍然很努力的意图淡化其带来的后果，不断往他们的“圣经”中寻找说词。巧合的是，这位垄断者张晓卿，据说也是一位虔诚的信徒。

圣经是众人的，也是一个人的。因垄断报业，以及钩结政治力吞并媒体，而遭受社会舆论反弹时，星洲媒体集团的张晓卿，为合理化其行为，就必须发展出一套反制论述(counter discourse)予以回应，结果无辜的文化──族群话语，就被频频引申运用，成了掩护政经野心的挡箭牌。

例如，他就曾为垄断的企图坦露一个说法：“我办报从不计较个人的毁誉，只问中华文化使命与华人利益。”为了办报而宁可名誉折毁，可见中华文化令人心响神往，灵魅无穷。

但是，当张先生一方面作此高调，而另一方面实际从事的，却是钩结政党图谋垄断时，其实他惶恐的内心也意识到此举难获社会认同，所以他就及时补上一句：“如果说我要垄断报业，我希望由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垄断报业，全力维护华人应有的权益，唤醒东南亚的中华之魂！”

到他垄断媒体的行动被证实之后，他同样操作起文化──族群话语。他指收购南洋报业的动机，乃是希望建构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中文媒体网络。“我们希望继续壮大华文媒体事业，建构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中文媒体网络，全力维护华人读者应有的权益，替他们立言请命……”

“中华文化”与“华人利益”构成了张晓卿反制论述中的主框架。在回应人们对其垄断意图作指控时，张晓卿不断推出“中华文化”来因应。可是，在这过程中，文化──族群话语如何与新闻自由接轨，媒体专业的具体操作，如何在这个文化──族群框架下得以体现与实践，却从未在张氏的论述以及他所控制的媒体中，得到澄清和证成。

于是，我们就可以发现，张晓卿所筑构的反制论述主框架，只能提供想象与幻觉，缺乏内核和硬件的支撑，充斥的只是空洞虚浮的修辞。在这里，反而暴露出他对这种文化──族群话语的功利性、任意性使用。“文化”其实成为了一个工具箱，张晓卿一遇上非议和质疑时，就会想在这个工具箱中寻找合适的小武器，勉作抗御。这就好比一个水电工人，拿着工具箱傍身，面对一切需要修复的对象时，只须往工具箱中寻找用具即可应付。

只要张晓卿无力面对不义和不当垄断的批评时，他就老是往“文化”这个工具箱中搜索，然后把他难以启齿的真实企图浪漫化、幻象化和诗意化。他之所以选择某一种话语(如中华文化、华人权益)，也许确是略有所系，但绝非心净意诚，只不过是把它当作策略性使用，而选用这个策略论述，则因为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便利性。换言之，他相信社会吃这一套。

在为垄断行为辩解中，文化──族群话语成为张晓卿的剧本与文本(scripts and texts)，他试图操作的是一连串人们熟悉的符码与记号，不在乎高深，只取其通俗。而尤须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南亚华人社群当中，也只有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还受到这种文化机制的影响，这除了深受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牵动之外，显然在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在不断地起著作用。

即使在港台，甚或中国大陆，媒体尽管会在国家有意无意主导下，呈现民族主义姿态，但却逐渐与纯粹的文化──族群话语脱钩，这些华人社群对待媒体的态度，日益强调专业、公信和对权力的监督，不会贸然上升到文化的高度。

可是马华社会的现象却另有迥异之处。这种特性，造成它在诸多社会行为上，仍然受到文化权力网络的论述所牵制，也容易受到绑架。但是，如果认为这种文化机制所起的影响，只有负面的、落伍的和“反现代性”的作用，就未免有点化约和略嫌简单。

事实上，在法制和规范残缺不全的环境下，马华社会的文化──族群脚本，有时反而适时产生一种可以抵御市场与商业力量恶意腐蚀的作用，以至在一场明明是具有庞大政治经济利益的媒体并购阴谋中，垄断者既受到来自社会的文化机制的批判与怀疑，也被迫以操作文化论述，或在文化工具箱中寻找资源，才能为本身这一不符社会期待的行为，作文化外衣的包装和修饰。

在这里我们即可发现，无论是反垄断者或是垄断人士，同样都是以彼此熟悉的“文化”因子，为各自立场申述。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发现，人们在同一文化机制影响下，会在社会行为和意识形态，起着一种“相互学习”的样式，这主要还是受同一套文化剧本，受同一系列文化符号所制约。

在同一套文化剧本中，人们就会在工具箱中选择有利的策略，以构建自己的行动，而为了更有效地达到目的，人们也会在这个工具箱中的基础上，对现有文化工具进行改造。张晓卿就把垄断改造成“维护华人读者应有的权益”。这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文化脚本和意识形态，在大家脑海中彻底地被内化了，成为行动的本能和习惯，一旦在情境需要时，就要从这个工具箱中掏取自以为有用的东西，以作抗衡对应，只是从同一套语言程序中挪用不同的发言策略而已。

例如在反垄断的理由中，同样也有许多是从文化──族群的话语出发，这不独是来自传统华团领导，在青年学生中也颇为常见。一般认为，垄断不利于华人社会意见的有效传达，担心华人社团的各种观点和立场，会受到垄断媒体的扭曲。最后，则是对华人社会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展开的集体动员时，会受到打压封杀。

换言之，大部份反垄断者是站在“文化维权”的姿态，反对媒体被单一财团操控。为此可以认为，在法制和规范不彰的威权国家中，文化──族群话语其实可以发挥防腐剂的作用，抗衡威权、金权和市场的侵袭。

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忽略，任何具体的文化都包含了多元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符号、礼仪、故事和行为准则。一个社会的文化并不个能把社会行动引向同一个的特定方向。这是张晓卿操作文化──族群话语未竟其效，反而遭受反弹的其中缘由。

11-11-2006

原載《視角》電子刊試刊號(二) www.mag-horizon.net

知识政治：国家与知识的张力

2007-04-04T00:24:00.000+08:00

潘永强

马来西亚政治生活的主轴，无疑是一直围绕在族群分歧上缠转。近年，政府为了处理族群问题，作出一些不甚有效的尝试，例如国民服役计划、宏愿学校构想，以及在大学内开设族群关系课程等等。这些尝试不是规划粗糙，丑闻频传，就是遭受社会反对，尚未实行就风波不断。这连串的举措失当，既反映官僚执行力的差劲与无能，也说明族群关系的猜疑和脆弱，但应负最大责任者乃是国家的隐蔽动机与政治霸权。它借族群团结的旗帜，意图压缩社会多元性，结果适得其反，不只未能拉近族群距离，反而妨碍了原有的互信。

2006年以来，当教育部决定在全国大学开设《种族关系》必修课程，并开始编纂教材时，敏锐者就起了疑心。通过教育方式完成政治社会化工程，在一个族群缺乏共识的社会，通常都会爆发争议，势必只能靠强制方式推行。去年7月官方编定的教材一出，证明内容偏颇不实，扭曲族群关系真相，各界自然群起批评。于是，为了一门大学的必修课程，一本课程的指定教材，自去年中以来，竟成了社会上纷扰难解的议题，至今未息。

自独立以来，教育体系与课程内容实行去殖民化与本土化，对非土著教育体系的去中国化、去印度化，都是新兴国家国家建构的一环，无可厚非。但是，倘若在教材与教学上强调马来人中心主义、巫统中心主义，就不只是对多族群社会的文化压制，更是国家对知识生产的干预与介入，对社会的自由与多元价值无疑是一种毁损与挑战。

《种族关系》课程教材事件，不能只看成是学术vs.政治的冲突，它还暴露出国家／知识／权力的复杂关系。威权国家试图垄断知识的生产和建构过程，透过权力的操作，打造“官方知识”，并为其语境赋予“真理”的合法地位。在国家与知识的关系上，教育部俨然把自己视同真理部。

国家对知识的介入，已非新鲜事。在《种族关系》教材受尽争议后，接手修订工作的国民大学教授Shamsul A.B.，日前在一项公开论坛上承认，行政主导令大学丧失主权，造成政治凌驾学术的局面。Shamsul A.B.作为本地体制内少数尚受学界敬重的学术人员，接下这桩烂摊子，当知绝非一件讨好的差事。但“体制内开明派”皆有一特色，即明知世界不一定变好，也愿勉力阻挡它变坏，可他们毕竟心智清醒冷静，尽量避免钻进逃离政治的乡愿学术。

Shamsul A.B.上述言论可谓肺腑体会，可是虽道出事实，却不足以揭露全貎，特别是国家与知识的内在张力。知识本身有时不是纯粹的中立，而历史、认同、身份等问题往往还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无论实践上还是理论上，政治都会凌驾学术，也必然会凌驾学术，中外皆然，差别只在于是粗暴的介入或是精巧的引导。Ido Oren就指出，二十世纪美国政治学自诩客观科学，但仍然充满学术与国家亲密的迹痕。就像人间没有乌托邦一样，知识生产也不会有绝缘于政治的学术净土。

因此，要在族群关系的理解缺乏共识的背景下、在课程与内容布置难有民主和专业参与下，冒然开设这一类指定必修的族群关系课程，无疑只能沦为一场强势与强制的意识形态社会工程。国家必定在这个教学设置的过程中，介入知识的生产、裁决与审定之中，努力创建官方知识。可是，一旦官方知识与社会常识产生冲突或分歧时，不同理念与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就会在政策与实践中展开角力，从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开启一场知识的政治。

事实上，正规的学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来组织和控制的，还包括师资的培训和经费的分配。因此，教育系统作为政治体系一个有机组成部份，它就经常处于这些斗争的中心：既为民主而斗争，为合法的权威和文化而斗争，也为谁应当从政府政策和实践中获益最大而斗争。在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追求“政治的归政治，教育的归教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缘木求鱼。

在马来西亚当前政治语境下，教育部欲强势推行《族群关系》课程，除非具有充份的国家自主性，否则就犹如掀起潘多拉盒子，愚蠢地搅动蜜蜂巢。如今争议焦点集中在教材内容上，也是事态演变的自然结果，因为教育最具实践性的任务，就是回答教些甚么的问题。如同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Michael Apple所言：“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谈论课程就是谈论权力……创造真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力的过程。”因此，争夺课程内容的政治，并不是以知识本身即可告终，它也涉及谁选择、如何组织、如何教授、如何评估等问题。

从知识政治的角度，把《种族关系》教材事件理解为国家内部，或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冲突，也甚为重要。甚么被看成是官方知识，甚么不被接受为合法化的知识，就必然要经历博弈过程。而在这场知识政治的角力中，有两点观察值得关注，一是社会的介入，二是国家的分歧。

国家试图垄断知识生产，或企图支配真理的介定时，公民社会不可能毫无抗力或响应。去年七月第一版的《族群关系》教材一经透露，引起社会哗然，几经博弈之后，政府决定收回修订改写。可见官方固然控制了知识政治的议程与过程，但“大众的认同和把甚么看作是真正知识的形成与合法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Michael Apple)如果官方知识违背了民间社会的普遍常识，就注定要遭遇社会各种形式的逆反和拒绝服从。公民除了对官方知识有不服从的权利之外，也可以从事反支配的知识生产，追求知识正义，例如非政府组织就自发开办民间版的《族群关系》课程。在这种理念与利益的多头竞逐中，被禁锢的建国历史和族群悲情，才能从囚牢中解放出来。

不过，任何决策的变动，都不应忽视了国家内部分歧所起的作用。社会上的族群利益分配，会最尖锐地反映在国家精英的权力结构上，尽管这种内部的差异只能以隐讳和微妙方式表现出来。国家内部不同族群集团的歩调不一致，部门本位的利益冲突，以及外部民间社会力的冲撞效应，最终都产生了动摇国家意志的效应。更重要在于，由巫统精英主导国家机器，因巫统内部的精英分裂，也影响了国家自主性的挥发。马来人中心主义、巫统中心主义的思维取向，已无法取得朝野马来族精英的一致认同，包括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在内的马来社会异议精英对官方知识的反叛，令政策的有效贯彻出现疑问，最终导致国家在这场知识政治中被迫作出有限度让步。

12-3-2007

原載《視角》電子刊第四期 www.mag-horizon.net

马华公会的政治内卷化

2007-04-04T00:21:00.000+08:00

潘永强

马来西亚华人习惯在农历新年期间播放贺年歌，增添气氛，但今年新年前，执政的马华公会青年团却挑起播放贺年歌的版权收费问题，把力量集中攻击负责版权收费业务的公司。表面上说是为了维护小商家利益，但手法则以动员媒体与上街造势来炒作。执政成员党不从法律和执法条例着手，反以高姿态向商业机构施压，跟过去马华公会以同样手法向摇头丸、跑马机“宣战”同出一彻，都是抢占新闻版面，难有实质效果的政治秀场动作。

比起版权收费的问题，年来马来西亚民生经济凋敝、治安恶化、族群和宗教纠葛四起，无论是国内政治或华人政治，都是迷航不明。面对诸种困窘，马华公会似乎不曾提出向贪污宣战、向掠夺国家财富宣战、向媒体垄断宣战，它总是逃避现实，设定无关宏旨的议程来面对社会。

持平而言，马华公会的党内菁英并不是无意寻求组织的再造与革新，它也一直尝试扩张社会基础，包括伸出触角介入社会与媒体。可是，由于制度结构所带来的限制，它所能选择的政治方案却甚为有限，结果只能围绕在一些琐细无聊的活动，大事喧嚣一番后收效甚微。加上党内人物视野都极度短浅，只是热忱于权力利益的掠夺和分赃，无法提出更多有创造力的行动策略，这就导致它的规模虽然日益臃肿庞杂，却未能克服组织虚软无力的窘境。

这些现象连系到学理上来探讨，本文认为，马华公会在政治上业已出现“内卷化”(involution)现象。当前马华公会所呈现的局面，就是试图保持现况，透过在官僚体系内从事行政修补的同时，又冀望在渐进而零碎的“政治改革”中能勉强向前拖曳滚动。但是，当它在进行局部的制度变迁和组织扩张时，由于难以超越旧有结构造成的凝固和僵化状态，最后反导致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之内卷化现象。

内卷化：没有发展的增长

内卷化概念(involution)最初是文化人类学者Clifford Geertz提出，以描述19世纪印尼爪哇农民的水稻耕作方式。此指爪哇农民在生态稳定、内向封闭、人口增长的形态下，必须从事高密度的耕作才能生存。可是，尽管他们的耕作模式相当复杂和精细，但难以通过现代化变革解决经济问题，不能促成真正的变迁，结果只能强化传统的农耕方式，来解决人口和粮食压力。

因此，Geertz认为内卷化意味着“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历史学者黄宗智(Philip Huang)则进一步引伸，认为内卷化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研究20世纪前半期中国华北地区政权的建立过程中，更拓展此概念，提出“政权内卷化”，即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其实是妨碍制度的理性化及其成长。

马华公会在政治上面临的内卷化，既是延续了本身的制度遗绪，受到整个权力结构的限制，也跟政治菁英在策略与行动选择上的自我卷缩，大有关系。外在的制度和结构限制，包括族群政治的偏差、马来人支配权的确立、巫统政治霸权的巩固等等，导致马华公会在可选择路径不多的情况下，日渐陷入当前的内卷化现象。只是，结构的限制固然形成客观的阻力，不过，马华领导人在策略与行动选择上的自我设限、缺乏主动的想象与创意，反而又助长了巫统政治支配的格局，则进一步恶化了权力退缩内卷的局面。本文主要以制度、组织、国家──社会关系、论述思想四个面向，说明马华公会政治内卷化的现象。

权力分配的制度内卷

马华公会在经历了接近五年的派系斗争之后(2000—2005)，作出了几项制度调整，包括限制总会长任期、内阁部长不能超过两届等等，被舆论认为是党内少见的制度改革。

从制度内卷的角度而言，这种制度的局部变革，只是加重组织内部的细致与繁琐，以及深化制度程序的技术操作，但对强化政党执政能力，意义有限。

政党政治强调的是，各股力量在公共政策与国家资源上的博弈／竞争结果，而非在乎党内的权位如何分配。马华所设的新内规，尽管有其初衷，但不可能在政府结构内，为它带来影响力的实质增长。它反而暴露该党缺乏能力在国阵内扩大权力分配的限额，只好转而以内规减少党内的权力争夺。它虽然制造许多看似精细和复杂的党内规定，但依靠寄居在旧有权力结构上，无助于马华在国阵体系内增强，以及对决策过程的影响。

党组织的无生殖力扩张

根据马华公会50周年党庆纪念特刊所载，1989年该党党员人数是49万5357人，到1998年暴增至81万1738人，而在2005年党选前，则冲破百万大关。不过，在派系斗争和党选期间，党内爆发幽灵党员的争议，所以人们对马华公会的真实党员数始终存疑。

有趣的是，尽管号称有百万党员，但该党近年也一再发出党员老化的警讯。因此马华领导层其中一项重点任务，就是广招党员，包括考虑修章简化入党及成立支会的条件。

无论如何，党员人数的多寡，与政党的权力影响没有直接关系。马华公会在国阵内的政经资源分配，并不以党员多寡为依据，这种党组织的膨胀无疑是一种“无生殖力的扩张”。

马华公会密集地发展党员，但是滥竽充数，良材欠缺，甚少创新活力。它的组织表面上是精耕细作，若论内在肌理则问题丛生。更甚的是，由于它在政府体制内享有一定资源，导致组织内滋生了寻租者，寄生在党内牟利和汲取可观资源，过去政商结合时期即见其弊，其余滥权腐败就屡见不鲜，反受组织扩张带来的内卷化之苦

马华公会乍看体制庞大，但党员管理紊乱，拿不出精细的党员名册。与其规模相比，党的组织机制也严重滞后，无法发展出健全的政策智库、文宣部门、干训单位，难以为制度与组织带来实质成长。因此扩展虽带来数字上的亢奋，却未附带具“生殖力”的制度发展。

向非正规机制寄居与倾斜

作为执政联盟一员，马华公会透过体制的渠道，早期的确曾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汇集民意、影响决策的作用。但是，随着巫统的集权趋势日益成形，马华公会已在政治上受边缘化。

此后，马华即面临政党功能的失调，令国家与华人社会的关系随之产生变化，它近年就转而与社会上的传统非正式机制，如华团、庙宇神坛、帮派、地方势力开展纠缠复杂的关系，也将影响力渗进媒体、学校、文教团体，还连带受到某些非正式行为规范的侵袭。在过程中，马华公会既对公民社会有所渗透，也为各种民间势力所绑架。

表面上，马华公会对华团和地方势力有所控制，但是，这些非正式机制的角色，政党始终无法超越或取代，一旦卷入其内，反而要直接面对社会的需索或批评。而且，争取和确保传统非正式机制的支持，也须输出一定的资源。结果，马华公会内卷于社会，它的正规政党功能，经常与非正式的社会机制发生对立和矛盾，时而冲突。

与此同时，当外在的社会环境正处于冲突与变迁时，马华公会的组织与文化，既不能向创党的基本价值调适（创党的核心理念实已模糊不清），也无法向现代制度转型，反而是强化与传统非正式网络的关系，日益向传统封建的模式卷缩。这种内卷化的影响是，政党的组织、内涵与文化习性难以成长，而陷于整体僵化和总体性的停滞。

论述与思维泛道德化

内卷化不只表现制度与组织中，也流露在政治论述中。近年在党的动员和运作中，实行一种不谈政治的政治，试图掩饰马华公会逐渐偏离主流政治的尴尬处境。因此选择了大张旗鼓进行无关痛痒的“终身学习”运动。

但是，黄家定领导下的马华公会显然未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进一步暴露精神思维的内卷化。他继续发动党领袖学习《论语》，向全党宣传诵读《弟子规》，也把顺口溜“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官”变成训示党员的座右铭，更将推动“健康政治文化”说得琅琅上口。

这一连串的举动，除了逃离现实，还意味着马华公会现有领导层，正把政治价值道德化和儒学化，并有意无意地掩盖了现代政治参与所强调的权利和公民意识。

这种态度，也意味着它在文化与思想领域上，向内卷缩退化，须回归传统寻找资源，以图强化传统的文化网络和保守建制。可是如此一来，马华公会的保守性将与这个传统文化体制中巩固现状的特性相互结合，这既不可能丰富马华公会，以至本土华人政治的内涵，也堵塞了该党通向进步和现代转型的途径。

细致技术下的停滞衰败

在内卷化的过程中，一个有机体的变迁，因外在影响使其无法采取新的模式向前推进，反而向内逐渐结合固有的结构与模式，结果原地打转，最终被迫停滞和消失于僵局之中。换言之，它只做表面的组织与枝节的微琐调整，却无关内涵的精进与思维的翻新，即使运用细致的技术，效益依然低落。

本文指出马华公会的政治内卷化，其涵义主要是认为：马华公会在马来西亚的政治体系中，由于无法越脱巫统支配下的既有权力结构所附加予它的束缚，而出现了生态停滞的状况。为了维系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中继续生存，马华公会只能在有限的规围内扩张影响，只增长而没有获得发展，同时依靠或复制旧有的制度和关系，例如利用非正式的社会机制，而对社会产生的新旧需求，就只有用行政修补和粉饰进行技术处理。

如果延续这种状况，马华公会的组织与制度必然出现低度发展，若无新兴力量的介入，长期而言，停滞将导致衰败，但并不会使其全盘崩溃，原因是既有的国阵分配权力模式若维系不变，马华公会还是能幸存苟活。

10-2-2007

原載《視角》電子刊第三期 www.mag-horizon.net

小国衰败：掠夺型国家的成形

2007-04-04T00:16:00.000+08:00

潘永强

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对东亚发展经验的研究显示，国家的角色对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有论者认为，国家的集中干预有利于后发展国家的快速经济成长，这一派人士提出了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概念。另有人则认为，国家介入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正确的公共政策才是东亚成功之道。无论如何，他们普遍承认在东亚经验中，包括当下中国改革进程里，国家的角色发挥的是正面意义。

但是，在这种重新呼唤国家角色的声浪中，有论者认为类似讨论还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在经济发展与政权形式之间的关系，即威权强势的国家机关在推动经建发展时，如何也令国家掠夺性的一面受到有效的制衡与抑压，而不干扰到政经秩序的再造及其合理化。这是考虑到在经建发展上，国家既可以扮演推手的角色，发挥助力，也同时具有攫夺黑手的一面，沦为发展的阻力。

Peter Evans即认为，“一个掠夺型国家不会有能力培育新的成长引擎。”而且，也不能保证一些国家不会从推手变成攫夺黑手，展露掠夺本性。事实上，八十年代以来在后发展国家中，持续的国家经建成功例子不会超过十个，其中大部份集中在东亚，如韩国、台湾、新加坡、泰国等，马来西亚一度也被纳入这个行列中，而智利可说是东亚以外唯一合乎条件的个案。

通常，掠夺型国家多是出现在贫穷国家中，并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祸害，近如菲律宾的马可斯，远如海地的杜瓦雷尔斯等等。印尼在遭受1997—1998年金融风暴时，也令人惊察到，一个掠夺型国家如果没有建立起适当的制度监管机制，即使取得一些初步的成就，最终也会付诸流水。

如今越来越多迹象也显示，当马来西亚步入独立建国五十年的此刻，它不仅错失了迈向发展型国家的行列，反而逐步走向掠夺型国家(predatory state)的歪路。除国家发展陷入泥沼，也出现系统性、总体性和长期性的崩坏。

许多国际组织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近年来停滞不前。经济学者林德宜就明白指出：“我们再也不是亚洲雄师，更像是亚洲病猫”。他批评在新经济政策底下，原本应该用在国家发展的金钱，流入至少四个与新经济政策信托人有联系，并具有分配功能的集团，既执政党、政府官僚、军事与宗教机构。这四个集团所使用的工具和手段主要是选择性的私营化，即“盈利私有化、亏损社会化”。其它的手段还有贪污、无抵押贷款、多重股东制、索取过高的咨询费用、佣金、贿赂，以及公司信托。(见www.malaysiakini.com，27-9-2006)

最令全体国人对国家掠夺行为感受深刻的，无疑是高速公道的收费一再暴涨，这源于统治集团内部与朋党之间的连接，透过未经投标也不曾公开的秘密合约，签订不合理的大道私营化协议。大道即大盗，如同反对党人安华所说：“从前骑马的强盗只会一年一度地洗劫我们的村子，但是现在的‘强盗’却是通过大道每天‘掠夺’我们一次，不幸运的话，一天还可能会打抢几次。”(见www.malaysiakini.com，6-1-2007)

国家资源遭受少数权贵精英掠夺的恶质情况，不只影响经建与竞争力，也妨碍政治民主与公正。1988年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因南北大道诉讼案，危及巫统内部掠夺集团的利益，导致统治精英反扑，余后演变的事态，间接造成林吉祥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以及前最高法院院长敦沙列阿巴斯遭革职。1998年马哈迪与安华的政治决裂，也可归因于统治精英对资源的掠夺爆发重大政策分歧所致。

持平而论，在马哈迪长达22年的执政下，他就任初期未尝不想把马来西亚推向发展型国家的路径。例如八十年代前期他提倡的向东学习政策，就是心仪日、韩的发展经验，取其国家主导与积极介入经济建设的模式，由官僚规划，以政策领航，争取外资与经济转型。

马哈迪的鸿图擘划并非全部落空，马来西亚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以廉价劳动力和基本设施，借助东风(日本、韩国、台湾)的资金外移，出卖劳力帮人打工，一度造就蓬勃气象。但是，在这段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空间，却没有意识到应尽快提升自己的教育、技术、制度、思维与官僚能力，一旦信息科技和全球化的席卷而来，以及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之后的中国推进市场经济，马哈迪的发展型国家梦想，就不复再现。

但是，除了归咎于时机、政策、官僚能力之外，国家在推动发展时，如何抑制住它的掠夺性格，也是关键。在马哈迪治下，他试图令国家机关扮演经建推手的角色，可是无论他本人，还是统治集团内部，却无意建构有助国家成长的制度，反而控制不了掠夺的欲望，国家竟成了运用权力寻租与暴虐的黑手。今日马哈迪与阿都拉只能隔空争论谁家儿子承包的工程较多，安华甚至指控马哈迪执政期间，搜集了数十亿马币的财富。(见www.malaysiakini.com，9-1-2007)

简单而言，掠夺型国家的理论，是建基在国家是攫夺黑手的概念上。此指国家的主要角色，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从社会中汲取和征收财富。掠夺型国家理论，是来自经济学的制度主义对政经关系上的研究。

在制度主义的复兴与影响下，该学派看待国家的视角，有别于发展型国家论的看法。在研究东亚发展的学者眼中，国家可以在市场失灵时发挥直接匡正的功能。反观制度主义者，则视国家只是法制和规范的供给者与施行者，以支撑市场的交易行为。

这种视角上的差异，关键之处在于，在发展型国家论者眼中，国家是经建的重要推手，而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国家同时兼具善和恶的两种力量。如同Douglass North所言，“国家的存在本质上为了经济发展，然而，国家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根源。”易言之，国家既可以是保护财产权的推手，也可以成为榨取人民财富的脏手。

理论上，在掠夺型国家中，统治者独占了暴力和公共财货，故掠夺行为实为普遍的现象。不过，倒是有一个因素会限制统治者的掠夺程度，就是基于统治者自我利益的估算，反而不会杀鸡取卵，因为他是“固定的强盗”(stationary bandit)，若过度掠夺反会损害未来收益，所以还会考虑到国家利益。

但是在现实中，有时掠夺的行为经常会溢出控制，造成统治者的私心与国家利益的距离扩大。例如统治精英屡有不知足的贪婪性格，令他们和朋党之间串谋，毫无节制地掠取财富，在狂欢与纵欲之下又减少提供公共物品，就沦为赤裸裸窃盗(kleptocracy)社会财富的暴行。

马哈迪执政初期，一度创意泉涌，试图解放社会的活力，以及释出国家手中的资源，譬如推行私营化工程，强调行政改革，为新经济政策松绑等等。这个阶段，执政者虽有族群政治与朋党利益的考虑，但也未曾放弃国家利益的追求，例如引导工业化和提供公共建设。到了九十年代初规划的先进国宏愿和多媒体超级走廊，既是国家主导建设的推手，也是确立历史政绩的工程。但是，国家释放出来的庞大经建预算，伴随着权力运作的缺乏制度化，在制衡机制趋向成熟前，一方面令掠夺者产生寻租机会，也令国家有能力通过资源的选择性分配，收编社会力量。此举虽壮大政经同盟，却又进一步扩大了权力集团内掠夺群体的队伍与阵容。

这种掠夺感有时更会上升为追求国家虚荣，例如为炫耀国家声望而进行的扩军或大型建设，这就必然要加征税捐，加剧对社会汲取资源。对马哈迪而言，他的浓厚兴趣表现在“改造”自然与景观。于是马来西亚陷入一连串白象建设中，如新机场、双峰塔、布城行政中心、发展浮罗交怡，以及峇贡水坝等等。庞大的建设经费和不透明的决策机制，自然也创造无数潜在的金权掠夺空间。国家资源在连场权力夜宴中点滴流失，既然财富能如此容易累积，有何动力思考长期的制度建设。

可是，统治者的权力独占也会生出不安全感，时不时会担心国内外政敌的推翻，一旦产生这种不安全感，就需要加强权力的防卫，不容权威受任何挑战。因为掠夺型国家的精英都有道德隐忧，在位时担心被罢黜，下台后防范被清算，所以对接班人格外谨慎，这是掠夺型领袖的定律。当亚洲金融风暴令印尼总统苏哈托下台后，马哈迪的不安全感瞬间上升，不惜一切掀起个人权力保卫战，尽管国家政权本来稳定无虞。

需要说明的是，掠夺型国家的权力精英对未来利益的预期，会影响他们下一步掠夺国家资源，或从社会榨取财富的方式。如果预期权力周期未结束，掠夺方式还相对温和，否则就会在短期内疯狂的扩大掠夺。例如，阿都拉首相的儿子与女婿，皆在首相权力不稳时，加快在政经网络的布局。马华公会的林良实也在政治生涯末期，甘冒千古骂名，也要钩结张晓卿并吞南洋报业，牟取背后难以明言的庞大利益。

其实，更匪夷所思的丑闻都可能在掠夺型国家出现，包括蒙古女郎阿旦杜亚被副首相办公室的安全人员以炸药毁尸，也许就与政府斥资46亿马币向法国购买3艘潜艇的军购案有所牵连。反对党人安华就暗示与副首相有关，涉及回佣与利益冲突。(见www.malaysiakini.com，10-1-2007)

无论如何，以上所述只是指集权的上层精英掠夺行为，如果扩大为中下层各个系统都投入掠夺，后果更不堪设想。当举国交相征利，不是从国家就是从社会攫取财富时，“固定的强盗”就变成“流散的强盗”(roving bandits)，四处蹦出随处游走。于是，警察收贿、华小校长贪污、军警救灾要索取金钱、救护车出动前谈妥费用、公共服务中各项承包业务受层层剥削，就毫不意外，整个社会的心灵和风气都完全扭曲与残缺。

从1957到2007的半世纪，我们见证了马来西亚从新兴国家，逐渐步向掠夺型国家的路程，走入掠夺型威权(predatory authoritarian)的幽径。在掠夺型威权国家，往往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或结构约束，以遏制国家的掠夺欲望。即使一个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国家，也会因为无法阻挡强大与狭窄的利益，丧失有效管理能力，终究还是会不受限制地从社会榨取资源。无节制的国家掠夺是可怕的，在这种国家，统治精英会为了自肥而扭曲市场，制造寻租机会，向社会攫取财富。在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发展，更不必期待泡沫式的经济成长会带来政治转型，因为掠夺型国家与经济发展之间，两者是相互拒斥，毫不兼容。

14-1-2007

原載《視角》電子刊第二期 www.mag-horizon.net

新自由主义不是中国经改唯一选择

2007-04-04T00:09:00.000+08:00

新自由主义不是中国经改唯一选择

● 郑永年联合早报 2007-4-3　

《物权法》历经多年的争论，在各方的努力下，在不久前的“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获得几乎是一致的通过。从长远来看，这个法律的通过不仅是中国经济制度发展史上的大事，从政治发展的视角看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法律的酝酿和通过经过了漫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说明了中国政治已经发生了何等重大的变化。这一点，很多观察家已经作了解读，这里不再重复。笔者要讨论的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各方面的人士对《物权法》具有那样强烈的争论；争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些争论折射出中国经济改革路线中存在着的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对《物权法》有这么激烈而持久的争论？这里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实际利益的原因。从意识形态来说，就是人们所谓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论，而在利益层面则是强势社会群体与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较量。“左派”用宪法来反新规　　从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这两个层面来看，对《物权法》的争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现在的实际经济形态很难说和官方仍然坚持着的意识形态有任何关系。但至少在宪法层面，原来的意识形态还是存在着。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对宪法进行了修正，但其总体结构没有变化。这样，根据现实经济需要制定的任何法律或者法规都很容易和宪法发生抵触。

信仰和固守传统意识形态的“左派人士”自然会使用宪法的武器来反对新的法律和法规。这也表现在这些年来对《物权法》的争论上。

在意识形态的另一端则是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东西。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为其和传统意识形态发生直接的冲突。但在操作层面，新自由主义很多年来是各级政府进行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　

从实际利益层面看，对《物权法》的争论也反映出强势社会利益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　　不能简单地把《物权法》看成是为了维护强势社会利益的。作为一项法律，《物权法》不仅要保护强者的利益，也要保护弱者的利益，不仅要保护私人财产，而且也保护公有财产。因为从理论上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无论在哪里，法律是弱者的武器。把此用之于《物权法》，就是说，穷人比富人更需要《物权法》。实际上，一些人已经指出了中国近年来普通百姓和政府之间的争端，和商人之间的争端，大多是因为没有法律来保护百姓的利益所引起。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社会弱势群体要对可以保护自己利益的《物权法》持异见呢？在这场争论中，反对《物权法》的“左派”公开宣称自己是代表弱势社会群体利益的，而“右派”也不敢表明自己代表强势社会利益，也是用《物权法》可以保护弱势社会群体利益来论证《物权法》的合理性的。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在抽象层面来讨论《物权法》会不得其解。这里人们必须回到上面提到的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那就是新自由主义。

通常和芝加哥经济学学派联系在一起的新自由主义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科学地设计的、能够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的关键词并不多，主要包括经济自由、市场、效率、利润最大化和不干预型政府。在上个世纪，这种经济政策先是在皮诺切特政府的智利试验，后在撒切尔政府的英国和里根政府的美国实行。

在英国和美国，新自由主义在一些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的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新自由主义一味强调私有化和政府的不干预。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的美国和英国，私有化表现最为显著。

对私有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民主制度，尤其在英国。例如，撒切尔并没有能够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部门进行私有化。

和传统自由主义不一样，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单纯的经济主义。传统自由主义在强调私有财产、经济效益同时也强调民主和社会公平。反民主和社会公平的本质，决定了新自由主义必然遇到具有民主和社会公正传统的社会的强烈抵抗。

但新自由主义到达中国后就一帆风顺。在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贫穷社会主义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对新自由主义如获至宝。经济学家纷纷转向新自由主义，各级政府官员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转向新自由主义。

强制性民营和恶性私有化　

于是乎，中国成了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等等一系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改革政策，包括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领域。

因为政府的推动和权力的介入，很多地方出现了强制性民营化和恶性私有化，资本很快就积累在有能力和有机会参与这些过程的少数一些人手中。

从很多方面看，中国所发生的恶性私有化不可能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即使在里根时代的美国和撒切尔时代的英国都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

除了上面所说的来自民主制度的抵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企业都有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公司领导层面临各种各样的制约。但在中国，除了缺乏一个民主的社会环境外，也并不存在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公司治理制度。

来自各级政府的政治权力和公司管理层的权力不受任何有效制约。在权力和利益的交换或者结合下，恶性私有化变得不可避免。从这方面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这也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及其宣称代表他们利益的“左派”不满《物权法》的根本原因。对弱势群体来说，《物权法》不免有为强势社会群体说话，保护他们以不法途径所获得的利益的倾向性

现在，《物权法》是顺利通过了，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理念的争论还会继续。新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的改革可以说已经失败，如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部门。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另外很多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领域，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恶性私有化还在继续。　　现在人们是反思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的时候了。改革必须进行下去，但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对改革指导思想的反思也显然是必要的。毕竟，从各国经济来看，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唯一的经济改革路线。

雪華堂應補簽救南洋聲明

2005-08-24T10:23:00.000+08:00

雪華堂應補簽救南洋聲明

潘永強

馬華党選塵埃落定，但是，太陽底下既無新事，何況馬華政治。未解決的舊問題依然存在，包括馬華收購南洋報業的事件，並不會隨党選結束自然消失，因此反對政党控制媒体的社會力量仍需努力。

雖然南洋報業議題，在選戰後期一度成為焦點之一，總會長候選人蔡銳明聲稱收購需要重新檢討，迫使黃陳等人必需有所回應，無論如何，馬華党內並未視解決此課題為迫切議程。

例如，一直以來表演正義至上不遺余力的翁詩傑，在獲得黃家定摸摸頭力挺後，也表示“重新評估收購南洋報業的決定是馬華母體的許可權，馬青不適宜作出評估。”如果馬青沒有立場提出看法，為何當年翁詩杰還要馬青煞有介事地召開特大，反對收購？

可見，政党和派系人物隨本身利益，而選擇立場。要迫使馬華脫售南洋股權，不能期望他們的覺悟與良知，惟有公民社會不斷的施壓、動員與游說。

因此，馬華党選前夕，就有16個公民社會組織連署一則聲明，反對政党控制媒体，要求馬華脫售南洋股權。然則，在徵求連署過程中，2001年領導華社反對收購的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竟然拒絕簽署，只由雪華青領銜簽章。

在2003年的80周年堂慶時，雪華堂宣稱在重大的時代議題上，與家國社會“風雨同舟，當仁不讓”。2005年雪華堂主辦全國華人文化節，打出的主題則是“推展多元文化，邁向公民社會”。然而，一份數百字的聲明，卻暴露當今華團領袖，原來在許多關鍵時刻都是曖昧與含糊不清。

當《獨立新聞在線》就此事詢問雪華堂會長黃漢良時，黃氏敷衍幾句，竟然掛上電話。“我們認為雪華青是恰當的管道，這是我們的意見。你要有什麼意見的話，可以寫（信）過來雪華堂。我不方便多發表看法，謝謝。”“隨後匆匆蓋上電話”。(見www.merdekareview.com)

黃漢良一上任為雪華堂會長時，就邀請黃家定來主持監誓，這跟之前雪華堂支持白小保校、反對政党收購報社，態度隱約有所不同，當時就引來一些輿論嘩然，甚至雪華堂內部也有頭腦清醒的董事，不以為然。如今，本届雪華堂董事既未在南洋事件上繼續“當仁不讓”，反而還在關鍵時刻，未與廣大的公民社會“風雨同舟”，實在令人錯愕。

由於雪華堂與黃漢良先是開大門迎接馬華宣傳頭子到訪，後來又拒絕在這份聲明上簽署，現在甚至蓋上記者電話倉皇逃避解釋，留下一句官腔談話。說老實話，雪華堂究竟對這一份声明採取甚麼立場，我們真是無從知曉。至少當年華總拒簽大選訴求，還有“認同但不簽署”的說法，這回雪華堂則連基本態度都不得人知。

黃漢良對詢問的記者說：“要有什麼意見的話，可以寫信過來雪華堂”。我想，有一個事實黃氏必須先搞清楚，你是民不是官，不要還沒有當官就說官話。記者的責任是要求你作回應，不是給你寫信陳情表達意見，況且，雪華堂也不是馬華公共投訴局。

雪華堂和黃漢良更要再搞清楚一件事，即要求馬華退出媒体，此立場在本質上不是“反馬華”，而是“救南洋”。公民社會組織發出這樣呼籲，目的不在於批判或攻擊馬華，也不是意圖影響馬華選情與派系互動，而是希望在党選過程中，能發出一股清醒的聲音，令南洋議題重新受到關注與討論，其動機乃是“救救南洋”。這跟雪華堂向來對外宣稱的態度本無衝突，為甚麼相隔幾年，雪華堂就守不住自己的立場？

在拒簽救南洋聲明一事上，雪華堂與黃漢良的表現令人失望。這令人想起，當日隆華堂成立時，輿論與公民社會如何大力地捍衛雪華堂地位。如今，雪華堂在關係到媒体獨立、文化傳播的重要問題上，竟連一張聲明都吝嗇的不願簽署，這豈不是與公民社會的意願背道而馳？

為此，我建議給雪華堂和黃漢良一個重新檢討的機會，希望能考慮補簽“救南洋”的聲明，呼應公民社會的號召，與廣大的維護新聞自由與媒体獨立的社會力量風雨同舟！

20-8-2005　

沒有論述，只有語錄

2005-08-24T10:18:00.000+08:00

沒有論述，只有語錄

潘永強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語錄指的是：“某人言論的記錄或摘錄。”換言之，就是別人發言或文章中某些比較深刻意義的警句。

不過，在中文世界裡，人們心靈中對語錄的最深刻印記，就是文革時把毛澤東語錄當成最高指示。1964年5月，在林彪授意下，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了《毛主席語錄》，每條內容由若干段毛澤東講過的話，或寫過的短句，按同一內容輯錄而成，且註明出處。林彪說，這是“精神原子彈”，指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要急用先學，活學活用，立竿見影。

毛語錄問世後，成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準則和道具，在文革初期，它幾乎成了全部生活的指南和一切活動不可缺少的道具。在毛澤東走上神壇的過程中，論者認為，這本語錄“發揮了《聖經》和十字架的雙重功能。”

從此，在世的領導人自編語錄，四處散發，在現代政治中就成了一個負面標記。

如今，逃離辯論的馬華總會長候選人黃家定，離黨選投票只有十天的時刻，匆忙自己推出《黃家定語錄》，不只令人失笑，也使人有時代錯置、個人造神的落伍感覺。事實証明，黃家定的確是一個缺乏現代感、無能力掌握時代精神的政治人物。

現代的政治，要求政治人物提出主張、闡發理念，以及表達立場，甚至發展出一套政治論述。所謂“論述”，不是胡亂拼湊起來的八股官腔，而是在反覆的思辨與嚴謹討論的基礎上，進而形成的有系統之理念主張。換言之，現代政治需要透過這種思考與辯證的過程，然後轉化為清晰且有層次的政治修辭，完整地面向人們，展開遊說。無論是羅斯福發動的“新政”、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都是政治論述的現代操作方式。

一般上，只有在論述上有開創性的重要政治家和思想人物，至少要有李光耀或胡適這種地位，有經過深思與精練的想法，才有選輯語錄的價值。而且，語錄往往是在大量有意義、有思想影響力的文獻、談話、著作、演講中，抽錄編纂而出，這樣才有思想含金量，而非充斥水分，或是不湯不水。換句話說，是先要有論述，才有編選語錄的需要。

如果一個思想貧白、沒有核心價值、缺乏創造論述和思考能力的政客，從平時一些無甚意義和少有見地的官腔談話中，抽取片言隻字，自己出版自己的“語錄”，既無法有條理地呈現個人的論述，反而更暴露其思想的零碎和散亂，這種危險性，就不得不察。

《黃家定語錄》的出版，如果只是以競選文宣的姿態現身，正如一張海報、一份傳單那樣普通，實無可議之處。但是，如今它卻是以一種權威領袖的嘉言錄面貌出來，要“讓讀者進一步探討和學習這位傑出政治領袖的精神內涵”(出版社負責人前言)，並且還請來社會賢達、碩學鴻儒出席表態，就令人倍覺噁心，嗅得出封建氣息。

一個提不出理念、提不出願景、提不出論述、逃離辯論、逃離思考的候選人，只好倉卒間吃老本，翻抄舊資料，東湊西拼，避免尬尷。《黃家定語錄》作為競選文宣，最多只有半個月壽命，但是，如果用心提出一份競選宣言，不管論証是否合理，它至少還有政治文獻的價值。

最後，茲引用劇作家兼捷克前總統哈維爾一段“語錄”，來反思當前政治與宣傳的關係：

“在我們所處的時代，那些不會善用媒體的人，就無法成為美國總統。目前政治人物利用顧問以提昇他們的媒體形象，許多人因為沒有顧問可以傳授在鏡頭之前做秀與發表演議的技巧，因而變得很無助。有些政治人物幾乎成了媒體的奴隸，以致於他們只是對著鏡頭微笑，而非對著人群微笑。即使他們摸摸小孩子的頭，他們也是在等待媒體以最佳的角度捕捉這個畫面。”摘自〈戲劇與政治〉一文，參見《政治，再見！》(臺北：左岸)

12-8-2005

公民社會的日常抗議

2005-08-24T10:16:00.000+08:00

公民社會的日常抗議

潘永強

在民間公益活動中，大規模的捐款行為，除了要對受捐助機構建立信任之外，有時也具有抗議的因素。一般上，抗議有兩種形式，一是直接行動，包括公開的遊行示威、集會等活動。另一種形式，則是潛在反抗，是“未宣佈的抗議”，即那些不公開的日常抗拒活動。

James Scott從馬來農民公開和隱蔽鬥爭中發現，弱者和低層的抗爭，其實是一種與傳統的造反和叛亂不同的民間反抗形式。他從東南亞農民日常生活中的抵抗行為注意到，在奴隸和主子的鬥爭中，沒有梁山好漢式的英雄。在他看來，理解農民抵抗的“日常”形式，或不起眼的但不間斷的鬥爭，也許更為重要。

大家都認識到，大馬的非政府組織，大多需要借助外國資金，政府經費或小額籌款來維持，缺乏本土足夠的資源，也很少看到大量的捐助行為。

相比之下，華人社會對華教的捐助，卻呈現另一種迥然不同的面貌。如果以金錢捐助華文教育的數目，作為衡量大馬公民社會的活力和發展程度的話，那麼“華人公民社會”在這個範疇內，可以說是最具資源規模。國內最具籌款能力的民間力量，如果不算宗教團体的話，則無疑就是華校和華教團体。

捐款發展華校，被一些人稱為第二所得稅，顯示華社有豐厚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除了熱衷教育，對捐助對象有信任基礎之外，也可視為一種弱勢者的日常抗議形式。

例如，人們如今津津樂道的南大籌款經過，就不只是開辦一所大學如此簡單。五十年代的新馬社會，似乎正處於中華文化“花葉飘零”的憂鬱，現實上又有高等教育的需求，故中下層華人社會產生一股焦慮與自救氛圍，後來逐漸轉化為悲情與抗議，以至成為壯闊的社會動員。

為了成立一所私立大學，當時在馬、婆地區成立了十三個州級的南大委員會，發動形形式式的籌募活動，在各國高教史上實屬罕見。這些現象背後，隱然帶有針對性的抗議姿態，也是一種邊緣反抗和自力救濟，因為捐款是既有效又最使得上力的抗議手段。　　　

1972年開始的獨中復興運動，募款也是重頭戲，它吸引了很多中下階層華人群眾的熱烈響應與支持。在兩年的籌款活動中，共得馬幣135萬，據林開忠統計，其中個人的捐款就佔了59.8%，另外近40%捐款來自公司行號或社團會館，政党只有區區的1.7%。

Loh Kok Wah認為，七十年代支持華教風潮，與政經變化有關。新經濟政策的施行，使華人資本家受到國家支持的馬來官僚資本的挑戰，轉而支持華文教育。Tan Liok Ee則注意到董總領導人的變化。五十年代的董總領導人大部份是富有的商人，到了七十年代初，加入一批新血後，第一次出現律師等專業人士，以及一批中等階層的商人，這一個群体直接感受到1969年之後的政策改變。

林晃昇、胡萬鐸，就是屬於這個階層的商人，在七十年代初加入華教行列。林晃昇承認，五一三事件後的“風雨如晦”，是影響他投身華教的一個因素。胡萬鐸的說法，也大致相近。

在籌募霹靂州獨中發展基金期間，由於掀起基層群眾參與的風潮，結果引起國家機關的疑慮。1974年，全國教育總監姆勒克召見一批華教人士對話，其中提到說：“你們在短期間內即籌到一百萬，這些錢若來自一個富翁或財團，我們並不奇怪，但是這些錢卻是民間一點一滴的捐輸，我們便不得不關注了。”

林連玉逝世後，教總發起林連玉基金，也在短時間內，即籌得超過一百萬元。人們被林連玉的悲劇人生所感染，迅速轉為呼應樂捐的號召，帶有抗議的成份。白小事件，每年成功舉辦籌款千人宴，則反映社會抗議學校被無理關閉。

為教育事業舉辦千人宴，是華教籌款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一種形式，千人宴還有動員以及傳播信息的作用。數十年來，公民社會以捐款這種日常抗議形式，維繫民間的活力與氣息。這種捐款跟企業財團豪氣捐獻浮羅交怡計划、拉曼大學，機動與意義均大有不同。

29-7-2005

公民社會的籌款倫理

2005-08-24T10:14:00.000+08:00

公民社會的籌款倫理

潘永強

公民社會與非營利組織的存活與永續經營，除了需要豐沛的民間社會力的支援，它的發展與運作，還要依賴大量和持續不斷的經濟來源，因此，非營利組織的財政收支、經費籌募、預算管理，也就成為研究者的觀察焦點之一。

例如，由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之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Lester Salamon與研究同仁S. Wojciech Sokolowski提出的“霍普金斯全球公民社會指數”，其中就以財務一項，作為衡量各國公民社會發展的標準之一，包括捐款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以及公民社會團體從提供服務、產品與政府委託案獲得的收入等等。

一般上，非政府組織都靠各種籌款方式來維持，因此籌款就涉及到“信任”和“倫理”問題。Joan Flanagan女士以其多年來從事募款工作累積的經驗寫成《Successful Fundraising》一書，開宗明義地強調“募款工作者必須要遵守募款倫理，募款機構的所有單位都必須證明每一筆捐款都是以慎重的態度來處理……如果不這樣做，贊助者將離你而去。”可見，誠信和公眾的信任才是非營利組織最大的資源，缺乏誠信或喪失公信力將造成很大的傷害。

在現實中，“信任”大致分為兩類，一是特殊性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包括透過親屬網絡內的忠誠、交情與道義，以及商會、同鄉會等組織產生的互信與保護性質。在捐助行為中，人們其中一個考慮是，受捐助的組織會否切實執行捐款者的意願。因此，要在捐助行為中增加捐助者對非營利組織的信任，唯有通過制度建設，所以信任的另一類型，就是制度性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

英國亨利管理學院(Henley Management College)曾發表一份研究報告，指69%的人決定捐款給公益慈善團體與否，主要因素為︰能獲得滿足感、對募款主題的認同、以及個人對公益的態度。這份研究報告也指出，捐款者對慈善團體的信任(trust)與信心(confidence)也是影響他們捐款行為的因素，如果慈善團體能夠積極發展與捐款人的互信關係，便可以讓這些捐款人更樂於掏腰包。
有很多公民社會團體因為缺乏掌握既有捐款人的能力，只好不斷尋找新的支持對象來試圖彌補，然而開發新捐款人的成本是留住既有捐款人成本的10倍，因此對於公民社會團體來說，如何發展與既有捐款人之間的長期關係，便成了極為重要的課題。

對捐款人而言，最重要的便是能夠得知他們的捐款是如何被運用的，以及這些捐款會對需要幫助的民眾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同時，捐款人也會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機會讓他們可以參與團體的活動，以及擁有對團體決策更大的影響力。

捐款者捐獻金錢，目的是委託非營利組織作為代理機構，為群體提供服務。為了要防止受捐助單位違背捐助者的意願，當然有賴於立法、審查和監督機制。因此，健全的募捐機制的監督管理，無論對非營利組織或捐款者而言，都顯得重要。

在我國的公民社會內，最有大規模籌款能力的組織，應該是華校和華教團体。捐獻華教幾乎是華社的日常行為，這裡頭除了有民族、語文情義結外，信任的基礎也佔了重要成份。

但是，正如曾任居鑾獨中校長的陳詩聖所言，“籌款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沒有多少人願意做，因為向人募捐是不受歡迎的，常被人埋怨，甚至還會向你發牢騷。因此募捐者必須有心理準備，要有耐心聽他訴苦，等他氣消了才勸捐。”(〈獨中經費的籌措〉)故此，建立信任和信心，妥善運用捐款，以及確立透明的義款監督機制，其實是一項重要的籌款倫理。南亞海嘯期間，有人不捐款給某些特定單位，就是擔心捐款不會被適當運用，可見信任與捐獻之間，息息相關。

22-7-2005

网络公民社会

2005-08-24T10:12:00.000+08:00

网络公民社会

潘永强

马华总会长竞选在文宣造势上，出现两个有深意的意象：“拉布条”与“设网页”，呈强烈对比。一位被视为中壮代菁英的候选人，仍以传统的组织动员手法，强迫基层拉布条表态支持。另一位被贬为元老级的候选人，反而勇于宣示政治理念，设立个人网页争取认同。年轻的满脑子落后思维，年纪大的反而迎合变迁时代。

电子网络过去不是未曾在马华政治中产生作用，但多是以匿名或隐讳方式，在网上散播讯息，攻击诡诈，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例如，关于马华高层涉及的金钱与黑道传闻，就是在网上传开。但是，真正透过网络，从事公开的政治行销与传播，仍未成为马华政治常态。

这种现象指出了背后两个可能，一是大马网络的普及率与覆盖率，仍有待加强，未成主流。二来，马华公会党员年纪老化、思维僵化，对新颖的科技与现代政治的行销操作技术，尚不能顺利调整、转型和适应。

然而，在这一波的马华党选中，却出现一股令人惊喜的变数，就是《当今大马》中文版(www.malaysiakini.com)的适时抢眼诞生，这家网络电子报突围而起，打开了党选政治的报导限制。在这个网络既虚拟而又绵密的年代，政党收购与媒体垄断的做法，已无法完全封禁与打压自由信息的涌现。

目前尚处于试刊阶段的《当今大马》中文版，它有几篇鲜活与精彩的内幕报导，独立敢言，发掘新闻，马上令主流华文报章逊色不少。过去《当今大马》英文版固然有不少马华政治报导，但在语文、取角与观察方面，却无法完全触摸到马华政治的冷热快感，因此对“华文社会”始终有隔意。据知，另一家中文电子报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评论人联盟WAMI的《黄丝带》网页也即将推介，加上已有的《自由媒体》(www.thefreemedia.com)，本土中文网络媒体兴盛可期。一旦中文网络这一个板块顺利填补之后，大马网络公民社会的基本布局就初步完成，隐然成形。

所谓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享有对于国家的自主性，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一般认为，公民社会组织有以下几个特点：(1)非官方性，(2)非营利性，(3)相对独立性，(4)自愿性。

而网络公民社会的意思，则是指这个独立、自主、非官方、非营利的场域，可以在网络的空间中成形与实践，并进行交互的沟通与传播，最后产生独立于国家权力以外的影响，打造一个真正属于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它的载体，就是网站、部落格、e-group、电子报、电邮以及无数的个人新闻台等等，颠覆与稀释了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及其垄断话语。无论如何，网络公民社会不一定尽是理性和冷静的讨论，正如“实体”公民社会遇到的困境一样，它仍需要培养良好的网络公民。

事实上，大马网络公民社会的雏形，在1998-1999年的安华风潮中，初次显然，尔后逐渐释张出它的能量与张力。当时出现的网页包括Laman Reformasi, Jiwa Merdeka, Anwar Online,freemalaysia,Mahafiraun, Mahazalim等等。及至英文的www.malaysiakini.com成立，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指标。不过，尽管大马网络公民社会可算活泼有动力，但只在初阶发展，其成熟度、影响力仍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目前活跃的网页尚有www.malaysia-today.net, usj.com.my, www.mggpillai.com，Jeff Ooi主持的部落格screenshots等等。

这个网络公民社会的前景，长远而言，必定将冲击威权政体与财团资本的资讯垄断，但短期来看，它仍然需要民间社会资源的全力呵护与扶植，如何永续经营，以及体质的稳定与制度化下来，将是往后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网络公民与仍然依靠本地传统媒体接受信息的阅听人，其区分将越趋明显，包括世代、视野、政治判断、分辨信息的能力，必有所分歧。　　

《当今大马》中文版的现身，将可以补足过去的缺憾，有助于本土中文独立网页，从“网络黑社会”时代，进化到网络公民社会。当黄家定仍然在拉布条时，陆庭谕老师或许已经上网看着党选劲爆内幕。

１５－７－２００５

把文化艺术还给公民社会

2005-08-24T10:09:00.000+08:00

把文化艺术还给公民社会　　　　　潘永强

蔡锐明宣布他的竞选宣言，洋洋洒洒，令人眩目。他是这一波投身马华高职竞选的人物中，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公布竞选宣言的候选人，而且从内容和布局看来，这份文件也是经过一番准备与思考，并非马虎应付。

现代政治本来应该是论述与言辞的竞争，即透过文字与语言，表达出经过提炼与琢磨的思想主张，彼此沿着这个分野展开交锋。

可是，这种文字的思辨，向来不为马华公会人物所重视。这次党选一团混战，几乎所有候选人都把精力集中在组织与动员，轻视理念与论述，这种传统形式的竞争，的确令人失望。因此，蔡锐明提出这份长达一万二千字的竞选宣言，先不论其内容与品质，就其用心经营，必须先给予肯定。

蔡氏的宣言分成四大部份，分别是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愿景，含盖华社所谓的“政经文教”领域。前两部份尽管仍不脱旧思维，但个别字句还是可圈可点，大体说来也写得头头是道。　

然则，这篇宣言最令人吃惊与讶异，甚至可说最大败笔的是，蔡锐明竟然提出当选后，要拟定“大马华人迈向2020及未来的文化大蓝图”，并且成立“华人文化与艺术的学术组织”、“创办全国华人表演艺术公司”云云，乍看之下令人误以为他不像是竞选政党的主席，反而是竞逐华人文化协会会长。

事实上，一些文化界、知识界、学术界人士，对马华公会反感与不满之处，就是政党力量过度介入文化教育工作，干扰与伤害民间文教发展的活力，侵蚀民间团体的自主性，甚至不学无术、别有居心的政党人物越俎代庖，把文化事务庸俗化、浅碟化。

严格而言，蔡锐明在这一份政治出师表中，纳入文化艺术的“愿景”，其意图过于刻意，似乎只是要迎合与扣紧“政、经、文、教”这种华社问题的思维框架。这里甚至要直接指出，这部份的文化内容，极可能是胡乱拼凑而来，未经深思熟虑的随意之作。

但是，作为一名马华总会长候选人，他经由正式竞选文件，提出要由马华公会拟定一份文化大蓝图，此事不论成事与否，不管内容如何，其实都非同小可，必须严加阻止与批判。否则，即使不是一场文化浩劫，也会令马华文化界少有宁日。

在华人社会，这种“伟大不掉”的宣言、纲领，从来不缺，但认真切实执行的，并无多少。事实上，文化艺术的活泼与成熟，最需要的应是文化土壤与人文底蕴，以及各种束缚的松绑与解放，绝不是靠一两纸充满八股官样的所谓大蓝图，即能成就。

一直以来，马华文化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依然有待确立，而文化思想的独立和自由，首先就要摆脱政治的桎梏与玩弄。如今，政治与政党早已默默地渗透民间社团，文教活动由于资源缺乏，也日益向党政势力倾斜，语言无味的大小政客都可以附庸文化风雅，大放伪善阙词。

如果继续纵容政治力量任意享用这种文化“消费”，乃至其阴影长驱直入，则马华文化的建设及其发展，前途必将堪虞。如果蔡先生真的矢志“要为马华文化做一点事”，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积极不作为，甚至还应该公开宣示，马华公会的党政势力应退出文化艺术领域，把文教与艺术工作还给公民社会，即先让社会有活力，才能让民间的创意与积极性充分激发起来。此事虽小，却是大功一件。　
　　
正如上帝不应该干涉凯撒的事务，文化艺术本来就应还给公民社会，政党不应介入和干预，最多只是扮演鼓励和补助角色，或是政策上的辅导与奖励。蔡锐明在他的总会长竞选宣言中，加入这些“文化”内容，其实反暴露出他的文化视野与人文素养，确实有待加强，否则最终将掉入如同黄家定操作“思想兴革”、“终身学习运动”的程度，显不出有何高明。况且，马华公会不是没有搞过这类东西，李三春时期的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今日又有何表现？《文道》杂志几时复刊？　　

８－７－２００５

馬華政治整而不合

2005-08-24T10:07:00.000+08:00

馬華政治整而不合

潘永強

這次的馬華党選，從總會長、署理會長、副總會長，一直到中委，各個党職全線開打，全党混戰，徹底說明所謂的和解與整合，都已經全然失敗。高職出現全面競選，也顯示權力交替過程，並非表面上的輕易和一帆風順，同時証明政治新貴如黃家定、陳廣才等人，仍不具十足的威信，尚不能服眾，更沒有絕對權威。

事實上，打從2003年以來，馬華党內並沒有真正的派系整合。如果說有所謂“整合”的話，充其量只是整合了陳廣才一系的勢力，或是彭亨州馬華的勢力，其余的力量不只未獲得滿足，甚至紛紛人頭落地。彭亨不算是馬華的一個大州，但卻佔據太多資源，從署理會長、副總、婦女組主席、未來馬青總團長，彭亨已有過度代表之現象，排擠其他區域分享權力。

誠如本欄曾經分析過，當前馬華的派系生態與人脈關係，已經不能再以AB隊的二分架構來理解，反之，党內正面臨派系的重組與再分化過程。有人對重組與移位後的新派系組合，以A隊、B隊、C隊甚至D隊來形容，但也有人以較細緻的A1、A2、B1、B2等標籤來識別。

無論如何識別，目前党選的格局，既是延續了過去派系政治的脈絡，但也超越了過去派系的框架，是一種舊派系瀕臨瓦解，而新派系又正在醞釀形成的過度階段。這種現象正好解釋了今次馬華党選存有高度張力的原因，也証明党內過去兩年，其實是處在“整而不合”的狀態。

事實上，經過三、四年的党內決裂與對立，如果只憑一紙和平方案，以為即可全面息爭，確是過於理想。可見，政治上的和解協議是異常脆弱的，何況當時的見証人早已不具約束能力，一切資源的重分配，只好再度通過赤裸裸的實力原則和權力政治，加以解決。

但是，馬華政治的整而不合，和解未竟全功，尚歸咎於幾個結構性限制，分析時實不得忽略。

首先，任何派系不論如何聲勢強大，規模都不可能大到掌控一切，所謂派系(factions)終究只能網羅局部的成員，其余成員不是納入其他派系，就是自創派系。如果“黃派”還沒有能力完全殲滅對手，各方纏鬥就一直持續，直到其他勢力被消滅為止。

第二，馬華的“派系”都是缺乏理念、紀律與制度化的党內次級團体，嚴格而言只是“傾向”(tendencies)，只是一般上從俗稱之為派系。政治的本質充滿衝突，在一個缺乏權威性和原則性的政党，這種松散的派系，其利益與衝突更無節制，於是就出現A1、A2、B1、B2交叉互動的複雜形勢。

第三，黃陳兩人在党爭後急於出頭，其實是違背政治資深倫理(seniority)，而且未經票選登上大位，已引起其他資深領袖的不快，不只打亂了這些人的政治生涯，還在權力安排上受到排擠。事實上，論專業學識、經驗能力、政府內資歷，甚至在國陣友党中的份量與聲望，黃陳二人都未有十足條件，越過幾位党內資深人物。

本來，在早期的國陣協商政治中，馬華党內的英文源流技術官僚菁英，因為與巫統溝通時有其重要角色與作用，曾受到不少重用。隨著馬華的逃離中央政治，前者已可被取代，反而令那些擅於華社群眾語言和操作媒体的人物取得優勢，故党內不同取向的菁英衍生矛盾，也有適應不良之現象。

第四，派系除了只網羅局部成員，它的資源也有限，如果自己人都不夠分，怎能還分給外人。2004年後B隊陸續有人被圍堵封殺，A隊的陳祖排、曹智雄也遭到冷落，激化各種恩怨不滿。據報導，“黃派”有意以銀行界高職收編蔡銳明，但未能如願。其實比起巫統，馬華在公私營機構和公共部門的資源，日益減少與遜色，無法提供下台人物足夠的政治出口(exit)，當然就難以滿足党內各方強烈的利益需索。

第五，政治整合若要成功，既要有足夠資源供分配，也要心正意誠。黃陳兩人所謂的整合，其實是將“合”不來的人“整理”掉。整合變成“整人”，不是以和解出發，而是將殲滅對方視為戰略目標。其次，党爭期間的承諾未得兌現，盟友之間不講義氣，引致反彈乃意料中事。所以不論A、B、C各路人馬，都樂見有人出來“教訓”陳廣才。

最後，前任領袖介入党選、干預党內事務，這種過去少有之事，也在當下發生，可稱之為馬華公會的“李登輝現象”。林良實在2003年1月還聲稱，要續任到2005年党選，但在同年5月22日卻突告辭職，可見他在壓力下走得不甘不願。林良實介入党選，是關心自己多過關心馬華。馬華公會最大敗筆是，竟允許一個下台總會長，控制著捐款和收入以億元計的拉曼大學。拉大好歹是馬華的政治工具，如果淪為林氏獨立王國，未來必生的亂象與衝突，是完全可以預期。

從蔡銳明、陳祖排、葉炳漢這幾位年過六十，既風光過，也得意過的資深人物，都還要出來競選高職，加上陳思源、林良實、曹智雄等人的場邊叫陣，還有蔡細歷、林祥才等人的自成一系，可見馬華党內的矛盾積怨之深，以及派系重組與再分化的複雜劇烈，党內政治正出現版塊移動。兩年多下來，黃家定的整合工程竟如此脆弱，馬華公會新任領導層的政治駕馭能力可見一斑。

5-7-2005

政治混濁則黨學興

2005-08-24T10:06:00.000+08:00

政治混濁則黨學興

潘永強

巫統即將召開常年代表大會，自去年黨選以來，党內派系政治暗潮洶湧，故近期巫統上下動作頻頻，各種離奇怪論紛紛出現。例如，有人就倡議，巫統要辦自己的大學。此議看似不甚受落，可見巫統党內尚有聰明人，須知普國之下幾乎皆是党校，何必自己掏錢出來辦大學？

政党辦校，莫名其妙，然則此種壞風氣越吹越烈，正反映本國政党功能的腐朽與凋萎，政党利用大學為擴充政治資源之工具，卻視教育與學術品質為無物。各族群政党爭辦大學，也反映教育資源分配失靈，這些党校還進一步深化種族分歧與兩極化。

政黨辦理的大學，雖然不是國立體制的官學，但也算不上是私學，它們絕非獨立於國家和政治的民間辦學，明顯帶有政治目的。這類党校非官非私，故可稱之為“黨學”。雖然東西方教育史皆有官學與私學之傳統，我國則另闢巧徑，官學、私學、黨學三足鼎立，令人嘆為觀止。

按中國歷史常理，當政治較清明時，官學盛而私學衰，反之，政治紊亂則私學盛。中國由於治少亂多，所以發達教育之責，多落在私學。私學較平民化，講學較為自由，每有大師起，即成為學術重鎮。錢穆曾說：以歷史大勢而言，在野講學，其勢力常超過政府所提倡，有其師，則四方學徒響應群集。師道殞落，學亦中絕。

可見，傳統帝制中國，即使皇權抬頭，或者政治混淆不清，教育體制中仍有獨立與自主空間，全因為民間尚有私人講學，包括書院制度，確保知識與學術的自主與清醒。在胡適看來，所謂書院的精神，大致有三點：一是代表時代精神、二是講學與議政、三是自修與研究，其中以後一點最為重要。這股私學淵源，更保障了自由、抗議和批判的意志，以及千年學術文化傳統之不墜。

然則，今日的馬來西亞，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由於國情之扭曲，政界之腐敗，學界之懦弱諂媚，在此等政治混濁風氣之下，民間私學未必轉盛，而且頗受打壓(淘金的“商學”則屬例外)，反而竟是黨學勃興，有人更吃髓知味，結果辦黨校者絡繹不絕。

屈指一算，馬華公會可稱為党學鼻祖，當之無愧，旗下先有破壞獨大運動的拉曼學院，後有拉曼大學，還有學前教育學院，以及不知所云的“終身學習運動”。馬華黨學披靡，令民政黨不甘受擠壓，終於也跟風開辦宏願大學。印度國大黨早有技術學院和醫科學院，與其處於競爭地位的人民進步党，也一度要在霹靂州設立進步大學云云，最後卻落得笑話收場。至於回教黨，在它的勢力範圍內，也控制不少宗教學校和宗教幼稚園，可謂黨政教三合一。這裡所述，只是西馬政黨的黨學情況，其實東馬政黨也不遑多讓，只是篇幅有限就不便贅述。

官學凋敝，而党學又排擠私學，可見這個國家無論政治與教育，皆屬混沌不堪，規範錯亂，真是政治混濁，才有黨學興。國立大學本有三座大山撗擋面前：種族主義、政治干預、官僚陋習，要解其困，除了革新求變，余下只有二途，一是政治局面的民主化，二是私立大學体制的成熟。短期內，民主化不容樂觀，唯有私學体制的發展形成良性競爭，才有可能糾正與彌補官學的缺陷。可惜私學未臻理想，就見党學暴起，學術與教育規範深受破壞，國內高等教育的困境只有越陷越深。

當前東亞各國，無不強調大學競爭力，爭取躍升為世界一流大學，因為高等教育關乎一國國運和知識創造力。只有馬來西亞，党學張狂，政客胡鬧，樂之不疲，社會則縱容放任，真個是拿本國的大學發展與人材培訓來開玩笑。國力之衰頹，看來指日可待，有跡可尋。

16-6-2005

不經票選登大位

2005-08-24T10:05:00.000+08:00

不經票選登大位

潘永強

水門事件的“深喉嚨”身份曝光，令整個事件算是有了一個終結。這宗事件改變了當代美國政治，也影響了不少人的命運，以及造就了美國媒体的權力神話。

水門事件令《華盛頓郵報》矻立江湖，它的已故女老闆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在回憶錄《個人歷史》(Personal History)中夫子自道，花了兩章篇幅追述處理新聞的過程，不無自豪之意。水門案的得益者不少，其中命運改變最大的得益者，可能還是福特總統。

福特是在尼克遜下台後，以副總統身份入主白宮，可是他幸運之處不只如此，福特還在美國政治史上寫下一項空前記錄，即是美國史上第一位未經普選就當上副總統，隨後又接任總統的人物。一連兩度未經民選登高位，這項記錄是在極度機緣又非常運氣下出現的，往後不容易重演。

事緣尼克遜在1972年爭取連任時，提名的副總統伙伴是安格紐。可是，在水門事件鬧得沸騰之時，這位副總統又惹出事來，給尼克遜累積麻煩。原來安格紐在擔任馬里蘭州長時，逃漏所得稅受到檢察部門調查，最後頂不住壓力，決定辭去副總統職位。

福特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幸運地被尼克遜委任為副總統，他並沒有經過大選的洗禮，只由參議院通過填補空缺。在新任副手上任幾個月後，眾議院就以410票對4票，表決通過對尼克遜進行彈劾調查。

據說，尼克遜要選擇的新副手，本來另有其人，最後決定任命福特，因為他較易取得國會通過。當時國會領袖認為尼克遜很快就下台，所以選副總統也等於在選下届總統。

結果福特在副總統位置上坐不到一年，尼克遜在國會與輿論壓力中，羞辱下台。依憲法規定，福特順利接替，成為完全未經普選就當上副總統，接著又當上總統的史上第一人。水門案令美國民眾對政治信任度降至低點，但權力交替絲毫未見憲政危機，可見美國民主憲政的高度制度化與穩定性。

當時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市場上出現一種裇衫，印著福特的頭像，下面寫著：“華盛頓郵報幫我找到工作”。郵報也用這句話當廣告詞，享盡風光。

幸運之神雖一而再降福予福特，但他在任只有895天，是二十世紀美國任期最短的總統。福特本來的意向只想當眾議院議長，是在沒有準備下登上總統之位。他給媒体印象是魯鈍，有好幾次在公開場合跌倒，在美國政治最脆弱時刻，給人感覺就不好。最關鍵是，他上任不久就特赦尼克遜，招致各界抨擊，兩年五個月後，競選連任失利。

水門案成就了一位福特“總統”，不經票選就登上大位，但他就任後左支右絀，如果有計划地部署規划，也許不至如此。福特雖沒有經過普選，但他當上總統是不靠權謀與機心。事實上福特的內閣大將如雲，當今副總統切尼和國防部長倫斯斐，都是福特時期引進的，老布什也是福特手下的中央情報局局長。

6-6-2005

带领马华重返政治？

2005-08-24T10:01:00.000+08:00

带领马华重返政治？
──蔡锐明的旧思维与新意思　　　　　　　　　　　　

潘永强

蔡锐明宣布他的竞选宣言，洋洋洒洒，令人眩目。他是这一波投身马华高职竞选的人物中，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公布竞选宣言的候选人，而且从内容和布局看来，这份文件也是经过一番准备与思考，并非马虎应付。从他隆重其事地召开记者会公布竞选宣言，看来他对这份宣言颇有信心。

现代政治本来应该是论述与言辞的竞争，可是，马华公会人物向来不甚重视。这次党选一团混战，几乎所有候选人都把精力集中在组织战，轻视理念与论述，令人失望。蔡锐明这份竞选宣言长达一万二千字，先不论内容品质，就其用心经营，必须先给予肯定。

蔡锐明的宣言分成三大部份，分别是政治、经济、文教愿景，含盖华社所谓的“政经文教”领域。从内容和主张看来，这份文件仍然充满马华政治语言中的诸多旧思维，并不见真正有突破之处。蔡锐明毕竟是长期浸淫在马华／国阵这个庞大体制中，继承了大部份的感情、习惯与思想，不能要求他一出来竞选总会长，精神上就脱胎换骨。但是，在蔡锐明的旧思维中，某些地方则流露新意思。总体而言，它不会令人有特别惊奇，但比起竞争对手黄家定，它还是显现较多的反思与创意能力。

例如，他在政治愿景中，就明确指出马华的问题与弱点。他质问：“今天华社给予我党的支持，是由于尊敬马华公会作为代表他们的政党和领袖？还是因为支持国阵而把票投给我们？”换言之，有权力的人不一定值得尊敬，如何赢回人们的尊敬，是当今马华领导人的道德困境。

在政治的部份，蔡锐明说得相当含蓄和吃力，因为马华不能抵触巫统的利益，所以他言必称2020宏愿。但是，他必须注意到，今日2020宏愿是否早已破产，还有没有政治宣教的号召力与价值？无论如何，作为挑战者，他仍然对社会人士批判马华的声音，作出回应，似乎还甚有共鸣，包括承认“一个政党如果没有非常明确的核心价值与斗争方向，就无法把力量凝聚及有效疏导至适当的斗争目标。”此言，对现在的党内领袖就颇有不以为然的味道。

对马华在我国政治体制与机能上的角色与作为，蔡锐明无法多有着墨，但对党内问题，他在宣言中隐然出击，强调党领袖要诚信与廉洁、要正视假党员问题，以及近期闹得满城风雨的纪委会之角色。

比较有意思的是，近年来马华公会逃难政治，所作之事被批评为“把没有目的当作目的”，在蔡锐明的宣言，他毅然主张马华要转型，“为解决社群对政治变化的过程兴趣索然和逐渐疏离，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转型，慢慢明显转向以国家和社会为主。”这种“转型”意指为何，在他的宣言中无法见到，但所谓“转向以国家和社会为主”，当然是用来批评黄家定等人的逃难政治，但这是否意味他要带领马华重返政治？所谓一年内拟定大蓝图，会有重大的意义与影响力吗？这类总纲领、大宣言，华社难道还缺乏吗？

无论如何，蔡锐明的专业与能力，表现在他对财经课题上的思考，这点恰好是黄家定能力最弱的一环，在宣言中他着力谈了一些华人经济和中小企业问题，这些需要下功夫和读书思考的内容，黄家定平日最少触及，属于对手的薄弱环节。

整篇竞选宣言中，最有新意思的是，蔡锐明提到华社的“社会安全网”问题，这也是马华政治人物过去从未思考过的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不是由政治人物蔡锐明首先提出，我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往后认真讨论的重要问题。

可惜的是，在社会安全与社会保障上，蔡锐明虽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但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反而，他在宣言中话锋一转，竟然强调华仁控股和马华党营事业，令人马上忧虑马华会不会走回政经合一的老路？事实上，无论是加强华人中下阶层的社会安全网，或改善华人经济处境，马华公会的责任应该是在体制上和制度上，争取合理的政策、法律和经济改革，完善政府治理上的偏差和行政失当，断不是老是想要效法巫统，建立“一个稳固的(党营)经济个体来支撑马来西亚华社”。众人皆知，马华八十年代的党争，或巫统每次的党内分裂，都是归因于政商合一、争夺资源，最后导致严重的贪污、腐败与失信。蔡锐明在这方面，明显脱不掉旧思维，殊为可惜。

但通篇宣言，最令人失望的是，蔡锐明全然不提马华收购南洋报业事件，这不仅无法回应公民社会的呼吁，也有违当年蔡锐明本身反对收购的立场。他在宣布竞选时，曾提醒马华党营媒体要中立报导，可见他早知党报不可能独立，《南洋商报》报份也狂跌不止。他在这篇竞选宣言中要求马华领袖要有诚信，可是蔡氏本人反收购立场，是否已经失信于当年支持者？

除此，这篇宣言最令人吃惊与讶异，甚至可说最大败笔的是，蔡锐明竟然提出当选后要成立“华人文化与艺术的学术组织”、“创办全国华人表演艺术公司”，乍看之下令人误以为他不像是竞选政党的主席，反而是竞逐华人文化协会会长。

事实上，一些文化界、知识界、学术界人士，对马华公会反感与不满之处，就是政党力量过度介入文化教育工作，反而干扰与伤害民间文教发展的活力，侵害民间团体的自主性，甚至不学无术的政党人物越俎代庖，把文化事务庸俗化。文化艺术本来就应还给公民社会，政党不应介入和干预，最多只是扮演鼓励和补助角色。蔡锐明在他的马华总会长竞选宣言中，加入这些“文化”内容，其实反而暴露他的文化视野与人文素养确实有待加强，否则最终将掉入如同黄家定操作“终身学习运动”的境界，显不出有何高明。况且，马华公会不是没有搞过这类东西，李三春时期的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今日又有何表现？　　

我以为，蔡锐明这次竞选总会长，以他的资历和经验，应该展现更大的格局。他不妨宣示，即使当选了总会长，以后也不做部长，把部长职让出来给“家定同志”继续发挥，本人则专心于党务的整顿和管理，完成竞选宣言提到的承诺。民政党就曾经有过党主席不入阁的前例，当年林敬益任主席，部长则由梁祺祥继续担任，双方各有资源和舞台。如果蔡锐明有此宣示，就能反驳人们指他失去部长，心有不甘，才出来竞选高职的说法。

8-7-2005

沒有論述，只有語錄

2005-08-16T01:22:00.000+08:00

陳廣才應辭紀委會主席職

2005-08-14T09:05:00.000+08:00

陳廣才應辭紀委會主席職

潘永強

馬華党選白熱化，請客吃飯自然不在話下。本來党選期間請客吃飯，是觸犯競選守則，但是，現在請客的理由和名目繁多，可以做到技術上不犯規，卻在實質上令候選人的“心意”達到目的。

事實上，請客吃飯是一門學問，如何做到請的人不會白請，吃的人絕不白吃，這才叫做高明。現在党代表天天吃飯，夜夜笙歌，大家心裡有數，吃的是誰家的飯，跳的是誰家的舞，通常不會搞混。

馬華中央代表真不好當，雖然不見得每一位都喜歡吃党飯，但党選期間的飯局，誰敢不去，如果點名不到，以後必有麻煩。更倒楣的是，現在大家冒著煙霾都要出門吃飯，而且大魚大肉，党選過後一定膽固醇劇增。馬華掌管衛生部，似乎未為党代表健康著想。

既然請客吃飯是党內守則禁止，為何一眾人等請個不亦樂乎，卻未聞党內紀律單位祭出党紀，難道當初煞有介事、大事宣揚的規定，全屬虛文？

不過，以上所言只是楔子，接下來，才是本文主題。我認為，在党選期間，陳廣才不宜繼續擔任馬華公會紀律委員會主席，他如果身兼党職候選人身份，就應該迴避利益衝突，立刻請辭。

為甚麼要求陳廣才應在党選期間，辭去馬華紀律委員會主席一職呢？當然不只是因為他對全党請客吃飯之風，執法不力，更重要的是，這是事關選務公平、避免利益衝突，以及建立制度慣例的時機。

為了避免馬華党工、文匠們，錯讀和故意誤讀本文的意思，我再重申一次：要求陳廣才辭去紀委會主席，不只是請客吃飯這等小事的執法無能，而是攸關更重大的選務公平、避免利益衝突，以及建立制度慣例的問題。下來，我就要一一論証這幾個要點。

首先，當陳祖排先生公開宣佈競選党職意願前，他已宣佈馬上辭去馬華選舉指導委員會主席的工作，由他人取代。陳氏這一項決定，值得肯定和贊揚。

事緣馬華党章和相關的党選細則，並無明文指示選委會主席一旦參選，必須辭職的規定。陳祖排先生如果不顧政治操守與規範，大可繼續把持選務工作。況且，就技術上而言，如今尚未提名，他還不算是正式候選人，只是宣佈參選意願而已。但是，他願意放下選委會主席的職位和權力，以一位候選人的身份堂堂正正地競選，表明了他秉持選務中立的原則，處事嚴守分際，沒有混淆界限的意圖。這種做法，將為以後馬華党內立下可貴先例。

當陳祖排先生慨然辭去選委會主席時，我們就需要以同一標準，檢視與陳祖排競選同一党職的陳廣才。結果，令人失望的是，陳廣才至今仍未透露有辭去紀委會主席的意思，党內外似乎也容許他以球員兼裁判的姿態，一人以兩種身份參與党選。

署理會長候選人陳廣才，如果不辭去紀委會主席，其實是違反競選操守、倫理與規範。事實上，党選期間紀委會角色比選委會來得更為關鍵，選委會只是負責選務的行政與技術事項，但紀委會則涉及複雜的政治考量，主觀判斷以及派系利益衝突。例如，陳儀喬基本上就是被紀委會“褫奪”競選資格。

馬華的紀委會在党選期間並沒有停止操作，它不是“看守”角色，特別是攸關党員競選守則的種種規定上，它仍有主宰各高職候選人的權利與資格。如此重要角色，怎可以由候選人同時兼任。因此，基於避免利益衝突之故，候選人陳廣才必須在党選期間辭去紀委會主席，由他人暫代，以展公允無私。

如果候選人陳廣才堅持不辭，就令人無法認清他的身份分際，以及處事磊落。試問，如果有人檢舉總會長候選人請客吃飯，或行賄買票，他查還是不查？如果他的對手在競選期間，被帶上紀委會，他以何種身份辦理？更重要是，如果候選人陳廣才被人檢舉，究竟由誰人處理？

避免利益衝突，是為防未可預期的事故，但是，如果陳廣才能效法陳祖排先生的做法，在這次党選中，毅然辭去紀委會主席，就必定為馬華公會再立下一項政治慣例，即党職候選人不能兼任紀委會成員，這對馬華政治的合理化和制度化，將大有助益。

甚麼是政治慣例？不是党章、法律沒有禁止的事，都可以視為合理。政治慣例的形成，往往是有人出於原則、操守與信念，先創下良好前例，而為後世遵循，最後成為一套合理的行為規範。即使明文沒有作出規定，真正的政治家只要有良善意願，都可以開創政治慣例。例如，世人每每以為美國立憲之初就訂下總統只限兩任的規定，事實上，這只是華盛頓立下的政治慣例，沿襲百余年後，才在20世紀40年代，寫進美國憲法。

馬華公會二千多位党代表，有者忙著請客吃飯，有者忙著出版語錄，不只對巫青團提出的新國家議程無睱思考，連健全党內制度也無心思索。可是，論政治操守與建立慣例，小陳不如老陳。

10-8-2005

寫在公民社會研討會之前

2005-08-14T08:51:00.000+08:00

寫在公民社會研討會之前

潘永強

新紀元學院、南方學院與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將於8月6日與7日，在加影新紀元學院，舉辦“國家機關與公民社會的再造”學術研討會，共有15篇論文發表。

研討會將就當前大馬的國家機關和公民社會的發展、困境、前景和改造途徑，提供省思和建議，同時瞭解當前國內外學術界，對公民社會研究的最新發展。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八十年代前後興起的一個概念，用以分析和描述國家與社會關係中，一個可以參與政治決策而不受國家干預，卻具有自主性的領域，它由不同的民間團體、非政府組織、宗教團體、獨立知識份子和大眾媒體共同構成。在威權體制下，公民社會是一股社會的元氣，也是許多國家民主轉型的必要條件之一，更是社會保持活力和創造力的重要資源。

公民社會的復興被視為九十年代後一股全球性的趨勢。馬來西亞華文知識界是在1995首度引進這個概念，當年由華社研究中心主辦的“公民社會與國家機關”研討會，曾第一次針對這個主題進行過引介式的討論，開風氣之先。其後，公民社會的概念逐漸在大馬各種社會輿論中受到注意，特別是在九十年代後期的政治風潮中，更頻頻為論者所引用。

不過，十年以來，我國社會各方面都起了巨大的變化。這些年來，國家機關的能力有了新的調整，非政府組織和公民運動則蓬勃出現，社區意識更在萌芽滋長，華團政治思潮有了不同的轉變，而公共領域和文化建制也產生了重大變化。整個社會面向，無論是心理上和精神上，都迥然不同。

公民社會這個概念，起初與民主制度並沒有很大關聯。蘇格蘭思想家Adam Ferguson最早於1767年，在他出版的《論公民社會之歷史》使用civil society一詞時，指的是隨經濟生活的富裕，社會普遍需要接受文藝的陶冶、培養守法守紀的態度，並且具備“公共精神”與“國民美德”。

不過，公民社會傳統是二十世紀中葉以後，才在全球復興，而人們所要復興的概念，指涉的是，公民社會與國家相對，并部份獨立於國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與國家相混淆或者不能為國家所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

到了九○年代初，西方的不少左派理論家在公民社會復興的大背景下，重新發現了托克維爾(Tocqueville, 1805--1859)的意義。這位法國政治社會學家，看到了民主作為新時代莫之能禦的趨勢固然是可欲的，但也有其內在的危險性。第一，是民主蘊含的個人主義可能表現為個人高漲的野心和競爭性，並導向追求狹隘自利的自我中心主義。第二，是民主強調的平等，一方面會使個人面對多數意見，將無力堅持己見，而順從大多數人，因而形成多數暴力。另方面則是對平等的追求會造成國家權力的集中。面對這種“新形式的專制主義”，解決之道除了地方分權，最主要的是多元結社。

公民透過參與結社，可保障自我獨立，及更重要的，培養出參與公共事務的旨趣和能力。托克維爾提出，一個由各種獨立的、自主的社團組成的多元的社會，可以對權力構成一種“社會的制衡”，這一點，乃是促成美國民主制度的重大因素。因此“人類若是打算要走向文明，就要使結社的藝術隨身份平等的擴大而正比地發展和完善”。

公民社會在過去二十年備受重視，成為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熱點，是圍繞在蘇聯、東歐解體，以及第三波民主化中一些威權政體民主轉型案例，學者們對這些國家究竟是如何在社會內部產生與統治者對抗的力量，發生興趣。

他們發現，國家／社會的區隔界限，在蘇東國家始終存在，尤其是教會的自主性仍然維持，而如波蘭的團結工會、捷克和東德的地下異議團體，也保留了公民社會的元氣。Larry Diamond認為，公民社會是有組織的社會生活，並具有自願的、自我規範、自足、在國家之外的自主性等特性，同時受法律秩序與共同規範所制約。因而，公民社會被認為是現代民主所必需的，並且有助於一個威權(authoritarianism)或極權(totalitarianism)政體轉化為民主政體。

但除了這些結構性定義外，公民社會也還有其更為深厚的文化意涵與傳統，如個人主義、多元主義、公民權利和法治精神等等 ; 而這些範疇其實是公民社會最不易掌握的精髓所在。無論如何，對公民社會的概念還是有一些基本共識，如一是獨立於國家的社會自主性、二是對政治生活的參與乃得到國家的認可、三是公共領域的多元與自治，以防社會陷入失序、四是公共制度的安排，可以公開討論並且開放給公民介入，以防排他性和秘密性。

無論如何，公民社會和國家機關之間，不是永遠處於對抗和敵對關係，在近年國內外的經驗里，兩者其實還存有一種良性的合作和互動關係。它在處理國家——社會關係中也能發揮的伙伴角色和善治功能，並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起著正面影響。

2-8-2005

党选表现政党反省能力

2005-07-31T04:15:00.000+08:00

党选表现政党反省能力

潘永强

对国家未来政治走向具关键影响作用的回教党，日前顺利完成党选，由少壮和务实力量占了上风，预视了该党的世代交替与日后路向，仍有莫大的可塑性。

回教党的党选结果，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即负有使命、决心与政治热情的政党，往往也具有相应的自省能力。自回教党在2004年大选落败后，党内就掀起连串的辩论与思考，对未来路线与策略提出各种因应之道，而这种党内反省的结果，最终表现在刚刚过去的党内高职竞选中。

从回教党改选结果，已充份表现出这个政党的高度自省能力。一个肩负执政愿景与改革议程的政党，尽管遭遇挫折和曾经犯上错误，但党内却有一股清醒力量，能立刻展示自我调整和纠正的意愿。单凭此点，就显示回教党必是一个值得敬畏与重视的政治势力。

自改选结果出炉后，巫统已注意到这个讯息，从巫统署理主席的谈话，也显露了执政阵营的骚动与不安。事实上，论及政党的自我修正与反省能力，巫统包袱过大，当然不及回教党，但在必要时也勇于调整，例如巫统在1999年受挫，就有党内势力迫退马哈迪，又成立女青年团。这两个主导大马政治的马来政党，其命虽旧，但其命也新，反观马华公会，则是善于内斗，却毫无反省与更新能力。

打个比喻，回教党高职改选，是选择苹果或是橘子，两者代表着不同的价值、信念与路线，党代表有需要作选择。可是，马华公会党选，却要大家在一堆烂苹果作挑选，不只没有好的可以选择，有些人还是“坐以待币”──马币的币，往往不是在一堆烂苹果中选出比较不烂的一个，反而是不烂的都不选。

本届马华党选是六年以来第一次，派系斗争期间马华全党决裂，尊严尽失。本来，政争停息后的党选，应趁此力行反省与思考，并解决许多遗留的问题，如收购南洋报业事件，或幽灵党员问题，如此全党才可再度出发；可惜的是，这些反省与检讨，党内竟一片空寂，全盘落空。马华公会固然欠缺反省意愿，但逃避思考之彻底，倒令人叹为观止。

可是，也有人认为，马华公会毕竟还是一个民主政党，不是连总会长、署理会长都可以挑战吗？这难道还不足够？事实上，马华过去一直都有很好的党内选举机制，除了在林良实后期，中止党选程序以外。而且，马华也比巫统开放，至少在高职竞选，不搞区会提名固打制那一套。

可以这么说，马华有由下而上的党内选举形式，但没有发展出成熟的竞选文化，这就妨碍了党内民主制度的稳定、健全。例如，1983-84和2000-2003两次惨烈的党争，马华公会竟然无法透过本身的党内民主机制，在党章规范的制度下顺利解决冲突，最后需要巫统强人的仲裁，可见马华离成为一个制度化的现代政党还有一段距离。越是制度化的政党，就是越能够以党内机制调解矛盾。

马华两大高职不曾限制竞争，是因为马华最高领袖，并没有巫统领袖那样的大权在握和掌控全局之能力。如果马华领袖权力达到巫统的程度，他们也可能限制高职竞争。这并非马华比巫统民主，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至于说，八十年代以来，马华换了好几位总会长，比起民政党、印度国大党，都来得民主，难道不可以给一点肯定吗？

这个问题，其实可分两方面回答，首先要看林敬益和三美威鲁如何成功地保住权力，其次要看马华几任总会长如何失去权力。

林敬益和三美威鲁都有四个共同特点：一，他们都成功地抜除党内有力的挑战者，二，他们都获得巫统领袖的信任与支持，三，他们在政府的行政能力是受到尝识的，四，他们的政党都可以自行调解党内危机。

马华公会自李三春以来，经历了梁维泮、陈群川、林良实。这四人都不是同时具备以上四个特点。

李三春是与马哈迪不和而引退，他走后留下一大堆谜团，又没有处理好接班问题。过度期的梁维泮，政治操作技艺粗糙，无法抜除党内挑战者，能力不被巫统信任，甚至要嘉化峇峇介入调解，令马华尊严空前受损。

继起的陈群川，挟其政经实力，本可有机会成就强势领导，因涉及个人财经犯罪，被新加坡政府监禁，他的例子反映马华政治领导在政治伦理与文化素质上出现了危机。而论及林良实，他可以在位17年，显然是受巫统一定的支持，但个人弱点导致最后下台(其实在位17年也应该下台)。他不断以错误来掩盖前一个错误，令巫统认为他已失去华人社会尊重，不支持他续任。

可见，马华领袖比起民政党和国大党较常更替，不是马华比前二者更民主，而是马华领袖个人因素与能力的问题，以及他们与巫统的互动中，未能成功取得支持与信任。

无论如何，我们依然要肯定马华公会，经历了四、五年的党争后，还是恢复了党内民主。但是，现代民主政党应该重视大范围的民主，特别是在党的体质、使命与方向上，有基本的反省能力，而不是小枝小节的形式假民主，或是制造幽灵党员的伪民主。

7-6-2005

家天下和太子党

2005-07-31T04:10:00.000+08:00

家天下和太子党

潘永强

黄家定近期患得患失，他面临蔡锐明步步进迫的攻势时，先上电台做秀，再请来媒体高层吃饭拍照。然而，当蔡锐明持盈保泰，也懂得向媒体发话造势时，黄家定反过来竟然用训示口吻说，不要过度渲染党选新闻，要大家别谈党选。靠大内政治和操作媒体起家的政客，每天最惦记的就是权力，倘若不谈党选，难道会像三美威鲁一样，敢怒敢言？

太阳底下无新事，何况是马华党选。然则，如果蔡锐明宣布竞选，他要祭出怎样的竞选诉求呢？选举最重要是讲求选票市场的有效区隔，包括在议题、基层、形象与人格特质上，拉出明显的区隔。在此役，值得大肆谈论的，除了马华B队曾经反对过的南洋报业收购案和幽灵党员两大课题之外，近年马华公会还有一股歪风，也需要议论，那就是家族政治的现象。

例如，林良实的亿万富豪儿子，突然空降霹雳州，近日频频跑动，据传有意争取马青总团高职，或者下届大选出来竞逐；一路走来，很有太子党的架势。同样也是来自霹雳州的黄家泉，在总会长弟弟照顾下，也可能出马竞选副总会长一职。在黄家泉领导下，2004年大选马华在霹雳一举输掉3国6州，他自己则大败八千票给冯宝君小姐。如此败将，仍担任州联委会主席，还要竞选副总会长，果然是朝中有兄弟好办事。

家天下和太子党，在现代政治都是不健康现象，通常带有负面评价，有为的政治人物都想抛开这层压力，如李显龙。不过，在一些特定社会，太子党的存在之所以受容忍，主要有两个原因。如在一个社会监督系统完备的民主社会，只要通过透明程序合法取得权力，并愿意承受严格监督，家族政治尚勉强可以接受，如美国布什家族和克林顿夫妇，就可归入这个范围。

其次，在政治被高度技术化和专业化之后，民主国家对政治“世袭”的封建含义已经有了变化。例如日本和台湾，有些新生代政治领袖尽管自家族或地方派系继承资源，仍需要表现出能力、学识与才华，否则无法应付现代政治中各种既专业又复杂的技术问题，例如财经与科技事务。因为体制越趋庞大与分化，当代政治需要更多专业思考，不只是“看沟渠”这么简单。正常的民主社会倒是不担心二世祖，只要能力不行马上就被淘汰，正如桥本龙太郞、小泉纯一郞，能当上日相，不纯粹是政治世家背景，本身也是杰出领导人。

然则，我国并非正常合理的社会，反而政风之败坏、政党之贪婪、政客操作之丑陋、社会监督机制之瘫痪，以及媒体之懦弱伪善，都令人对家族政治毫无信心，也全无好感。在这个政治规范脆弱、整体政治机制不甚建全的社会，任何对太子党的宽容，就是纵容这批封建人物继续为所欲为。

更可叹是，马华政治人物不分世代，不分父亲和儿子，都尚未出现政治“技术化”的转型倾向。这从他们平日的言论与思考，即可看出。不只是没有财税、宪政、外交、军事、法政、教育、环保等等现代具体问题的关怀与认识，连“主义”、“路线”、“方向”之类的大字眼大口号也甚少出现。充斥在他们政治话语中的词汇，不外是团结、稳定、服务、协商、甚至“政治三围”、“老中青”这一类空洞、无营养、言不由衷的旧式语言，完全不能吻合政治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的现代特征。

在实际的权力与利益方面，林良实不愿意全退，显然与他个人和家族的经济问题还没有解决，大有关系。他是在失去马哈迪支持而辞职，并非在自愿的情况下离开。目前他仍然是拉曼大学的理事会主席，这显然是他下台前后，与党内高层达致的默契和交换，故他在马华党内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林良实辞职后，两名儿子反而在这次党选中出来角逐，意图延续林家的政治影响力，以保护他们家族难以解决的“问题”。可是，林良实在党内和社会上的形象和公信力，经自己毁损后，没有剩下多少好评，辞职之后，其旧日支持者也会转向其它派系。林良实如果“不太安份”，还想过度扩大影响，争取资源，未来也许会引致新领袖层不快，前后任领袖就会产生磨擦。

马华曾经有过家族政治现象，如陈祯禄和陈修信父子、李孝式与李裕隆父子，等等。这都是因为元老们的威望和份量所致，他们的后人也有一定能力，党内还可以接受。后来的马华领袖逐渐缺乏这样的威信，要搞家族政治抢夺太多资源，自然不会得到认可。如果黄家定和黄家泉兄弟俩人，想继续扩权揽权，在今日马华群雄并起，而两人声望与能力又不是十足优势的情况下，一定会招致非议和反对。

当年国民党失掉大陆政权时，人们就指国民党是“蒋家天下陈家党”。此指蒋宋孔家族掠取政经利益，而党务机器则操持在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手上，人称CC派。民间的说法是，蒋氏政权就败在家天下和太子党之中。殷鉴不远，马华高层若执迷不悟，中央代表们就应发挥澄清与提醒作用。

21-6-2005

印裔政治漸趨民粹？

2005-07-31T03:56:00.000+08:00

印裔政治漸趨民粹？

潘永強

繼馬華總部的終身學習運動之後，馬青團在各地辦起了三人籃球賽，總會長還表演技藝超凡的投籃身手，博得如雷掌聲，令人誤以為這位先生正準備競選大馬籃總會長。當年的馬青是威風凜凜的“民族先鋒”，今日竟成獎學金輔導團和籃球賽搞手。可是，政治規律不以馬華意志為轉移，在馬青寄情球場之余，我國政局卻有出人意表的大震動，除了巫統祭出斷頭台之外，印裔政治也有騷動。

印度國大党在這場“克里米亞戰爭”中，党內明日之星意外中箭暫時下馬，而且過程激情起伏，在印裔社會引起極大回響。這起事件，其實也反映了印裔社會在社經、教育上的困境，印裔政治領袖在族群壓力之下，由於無能為力，被迫日益走向民粹化的表現。

印裔社群在我國人口約佔9%，但獨立以來，社經狀況與政治處境一直未見改善。在種族和政策偏差下，印裔的社會升遷與流動，受到很大的限制，教育成了許多印裔家庭“翻身”和改變命運的出路，一起印裔學生在外國修習醫學位不受承認風波，自然觸動印裔社會的不安和悲情。

事實上，在種種制度與結構限制下，背景一般的印裔青年，其出路選擇其實不多。自從新經濟政策和土著主義制度化之後，印裔加入公務員系統的人數與比例，已大量減少。若與同處非土著身份的華裔相比，華裔如果不能在官僚、軍政体制內取得發展機會，還可以轉向私人界，或自行創業與經商，日後在經濟與社會地位方面，尚有保障。但是，印裔社群在資金、關係網絡和經商條件上，都不比華裔有利，又得不到國家與制度上的扶助，即使自行創業發展，也面臨諸多限制和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普通印裔學生惟有在教育上尋找翻身的可能，特別是專業領域，印裔人士還存有部份優勢。據一項數據顯示，印裔佔我國醫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在律師專業上也佔了四分之一強。無論如何，除上述兩項，印裔在其他專業類別上，並不顯著。可是，在國立大學的種族固打配額下，印裔學生無論在申請學位與獎學金上，都受到擠壓，不具優勢。如果無法在國立大學取得一席之地，許多來自貧困園丘或工人家庭的印裔子弟，不像華裔生一樣，根本沒有能力進入學費高昂的私立大學／學院，遑論出國留學。如果連教育的出路和資源，也遇到瓶頸，必加深印裔社會困境。

在我國社會，許多印裔人士只能從事勞動工作，包括高危險、高污染性工作，而薪金與收入又是微薄，包括在園丘與工廠中還要受到剝削。即使如此，由於大量廉價外勞的引進，不只壓縮國內工人階級的薪金漲幅，印裔工人的就業機會也非常不穩定，還容易被取代，從而失去不少談判議價能力。

自前蘇聯解体之後，各個加盟共和國在獨立後，一直面對經濟困境，各單位包括軍方和教育部門經費減少。故近幾年來，前蘇聯各國的大學紛紛在本國報章刊載招生廣告，更以低廉學費和低入學標準，招收醫學系學生，甚至動用它們的大使館，為其背書宣傳。這一招，自然吸引不少進不了國立私立醫學系的人士，包括眾多印裔生。印裔優秀生本來就有學醫的傳統，也是改變命運之路，但是，如今當局一紙令下，粉碎未來的白色巨塔之憧憬，印裔社會的反彈自然此起彼落。

印裔社會的困境和絕望，導致印裔犯罪、酗酒和加入私會党現象增加，加劇社會問題嚴重性。據印裔學者P. Ramasamy在一篇論文中指出，政府在許多執照、合約招標上存有種族偏差，印裔人士連一些清理垃圾和排污工作，都無法取得。他形容印裔在建國過程中被犧牲與受欺騙(victimization)。

如此局面，印度國大党在政治上，自然面對族群的壓力與批判，但是它在体制內可以做的其
實並不多。在1970至1990年之間，印裔所佔之國家財富一直停留在1%，目前微升至1.5%，
但這個漲幅是反映少數印裔企業鉅子財富，不是整体印裔社會所有。三美威魯多次呼籲政
府制定類似扶持土著的新經濟政策，即印裔版的新經濟政策，在2010年令印裔財富增至
3%，但未獲巫統回響。

三美威魯長年壟斷印度國大党權力，異議者皆人頭落地，他算是資深部長，對部門事務認真
專業。表面上，三美敢怒敢言，全仗一份自信與霸氣，但他在位超過四分之一世紀，而且意
猶未盡，可是在族群發展與資源分配上，其實並沒有為印裔社群帶來重大助益。面對印裔社
會多年的沮喪和失望，印裔政治領袖一樣是當家不當權，但也不能無動於衷。

因此，近年來三美威魯頻頻高聲放話，不過只是一種政治民粹化的表現，他試圖將族群內的
不滿情緒，以一種民粹的政治語言大而化之，逃避政治責任，反而營造個人的英雄與勇敢形
象，也為低下層印裔普羅民眾提供感性渲洩管道，可是這無法掩飾印度國大党，在資源分配
與制度改革上的無能與低效率。

印度國大党總秘書索迪那登，在國會的激情演出，進一步升高印裔政治的民粹化，他既排解
了印裔社群壓力，也造就個人聲望，但制度問題則完全沒有厘清與改善，印裔悲歌也唱不完。
這次擦槍走火之後，三美威魯竟馬上洩氣般靜下來，顯然他從來就是虛張聲勢，玩弄民粹。

28-6-2005

关于正确掌握党选主轴的看法

2005-07-31T03:49:00.000+08:00

关于正确掌握党选主轴的看法　　　　　　　　　

潘永强

马华总会长候选人蔡锐明，似乎为参加竞选投下一些心力，他除了宣布一份长达一万二千字的竞选宣言，同时架设个人网页，将竞选理念贴上，也列出各种通讯方式，欢迎互动交流。在这一波马华高职竞选中，他是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对竞选政见较为认真的候选人。就这一点而言，实应对他的努力给予祝贺和肯定。

我在《当今大马》中文版(www.malaysiakini.com)一则评论中写过，从内容和主张看来，蔡锐明的宣言仍然充满马华政治语言中的诸多旧思维，并不见真正有突破之处。但是，在蔡锐明的旧思维中，某些地方则流露新意思，并非完全“毫无新意”。大体而言，这份文件虽没有特别惊喜，但比起竞争对手黄家定，还是显现较多的反省与创意能力，此处愿意进一步讨论。

例如，在蔡锐明的“政治愿景”中，他在开题时就明确追问一道问题，就是马华公会在二十一世纪还有没有政治相关性(politically relevant)，我觉得这个问题十分严肃和尖锐，直指马华政治关键，固有值得重视之处。

所谓政治的相关性，用“白话文”解释，就是指这个政党的继续存在，究竟有甚么实际的作用、意义和角色？它在国家政治中，还有没有份量与影响？如果一个政党，是活在政治以外、或活在政策制定过程以外，那它的政治相关性就相对减少，甚至无关紧要。

蔡锐明用甚么因素来衡量马华公会的政治相关性呢？这里，它倒颇有新意的指出，马华公会还是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政党，马华的领导人是不是有令人尊敬之处？这样的提问，放诸党内现实，可说是相当诚实与勇敢。

例如，他质问：“今天华社给予我党的支持，是由于尊敬马华公会作为代表他们的政党和领袖？还是因为支持国阵而把票投给我们？”此处的意思暗示，不是靠本身声望和尊严换取来的“胜利”，并不值得得意忘形。而且，有权力的人不一定值得尊敬，如何赢回人们的尊敬，正是当今马华领导人的道德困境。

作为挑战者，他对社会人士批判马华的声音，也尝试做出回应，似乎还甚有共鸣，包括承认“一个政党如果没有非常明确的核心价值与斗争方向，就无法把力量凝聚及有效疏导至适当的斗争目标。” 他毅然主张马华要转型，“慢慢明显转向以国家和社会为主”，这种“转型”意指为何，在他的宣言中无法见到，语焉不详，但所谓“转向以国家和社会为主”，似乎是用来批评黄家定等人的逃难政治。这是否意味他要带领马华重返政治，我们不得而知，也不会存有任何期望。可惜的是，面对种种质疑，黄家定等人不只逃离政治，也逃离辩论、逃离思考。

这次总会长之役，其实是自1985年以来，马华唯一有实质意义的竞选，过去如云时进等人，不过是不认真的余勇。事实上，蔡锐明的竞选宣言洋洋晒晒，不只充斥旧思维，许多内容根本是他做不到也不必介入的宣示，前者如重振华人经济，后者如促进华人文化等等。他的意图过大，流于贪心，结果失去明确的重点与主轴，反而无法迫使对手正面回应。

我认为，这次党选最需要把握的一个主轴，不是华人社会的甚么“政经文教”处境，反而应该是先行处理马华党内的改革议程，特别是林良实时期留给马华的复杂包袱，诸如党内黑金问题、假党员名册、政商关系、打压新闻自由、侵蚀公民社会、中产阶级流失、人才淍零、论述空洞化等等。

现代政治必然是政党政治，但是，如要有健全的政党政治，首先就须塑造民主与制度化的现代政党。世界上绝无一个贪污腐败、百病缠身的政党，能造就出稳定与成熟的政党政治。如果马华党内无法进行有意义的革新改造、完善党务管理，根本不可能奢望它在二十一世纪尚有多少政治相关性，也难以争取人们尊敬，更遑论重建明确的核心价值与斗争方向。

在一团混战的马华党选中，人事与派系恩怨令人眼花撩乱，因此，如何正确掌握马华党选主轴，就显得异常重要。竞逐的候选人最好先放下心中的权欲与利益念头，明白祭出党内改革诉求，不只面向二千多位中央代表，也要向广大有良知的党员(真党员！)喊话。

无论如何，令人失望的是，蔡锐明这回全然不提马华收购南洋报业事件，这不仅无法回应公民社会的呼吁，也有违他当年反对收购的立场。蔡氏要求马华领袖要有诚信，可是他本人的沉默回避，是否已经失信于当年支持者？如此人物，的确令人生出怀疑与困惑。

(后记)：这篇短文的标题，借用左翼惯用的语式。不过，将左派语言套在马华这个右派政党身上，绝不会适应不良，因为它本身已经是政治意识错乱的政党。例如，党选一来就有人主张“老中青”三结合云云，讲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三个字其实出自中共的毛式语言。如果写一篇关于华人政治语言“左、右之辨”的论文，应有不少有趣发现。

12-7-2005

黃陳配是非神聖聯盟

2005-07-31T03:20:00.000+08:00

黃陳配是非神聖聯盟

潘永強

在馬華公會這個非神聖的利益家族中，平日鈎心鬥角，一到黨選，竟然就出現肝膽相照的鐵血同盟。例如近日散見報端的所謂“黃陳配”，連強迫基層拉布條表態時，都指定必須同時力挺這個組合，如略知兩人過去的關係，卻肯定感覺滑稽有趣。

黃家定和陳廣才，從幾年前的馬華派系鬥爭以來，一直都是競爭對手，也視對方為假想敵，那一方的實力消減，就會是另一方得利。在反對收購南洋報業、指控幽靈黨員等事件上，表演的姿態南轅北轍。如今兩人的勢力外強中乾，權力尚未鞏固，就面對黨內實力人物的強勢挑戰，反而一再互相力挺，還言多肉麻，直教人不得不重新記起，數年以來兩人派系的較勁爭鋒。兩者的恩怨，只要翻閱起舊剪報，即知往事並不如煙，此處就不必贅述。

顯然，黃陳兩人在馬華公會極不穩定的派系結構中，由於各方派閥的重組與再分化，而被迫臨時組成同盟關係，確保安全。但是，這兩人的結盟並沒有太深刻的盟誼、情義可言，只不過是一個為了相互取暖的非神聖聯盟而已，基礎相當脆弱。

近日蔡銳明在《東方日報》的專訪中(2005年7月25日)，透露有党內高層獻議他放棄攻打總會長，然後轉戰署理一職，並保証當選云云。蔡銳明沒有說明是那一方的高層作此保証，但是，如果讓總會長輕騎過關，把壓力集中在署理會長身上，最大的利益歸給何人，此一位高層就呼之欲出，路人皆知了。

可見，在非神聖聯盟的關係中，事實上充滿恐怖平衡，以及種種出賣、背叛、離心、違約、抽後腿等等不講義氣的行為。陳廣才是過來人，應該心有領會，何以昔日馬華B隊大將紛紛人頭落地，不就是過去非神聖聯盟的盟斷誼絕造成的嗎？殷鑑不遠，號稱讀過聖賢書的陳廣才，這回自己務必警惕。

馬華兩大高職競選，是個別分開選舉，與美國正副總統、台灣正副總統要搭配成一個組合，靠同一張選票競選，有很大不同，這反而是菲律賓正副總統的競選方式，本來是不必搞配對的，如此大喊“黃陳配”，委實不是制度上所需要。如今，兩個宿敵相擁一起，實在是兩人有太多難言之隱。

目前馬華形成四股力量，A1(黃系)，A2(林系)，B1(陳系)，B2(蔡系)，但是A1的黃系內部尚有不穩定因素，即蔡細歷等人的野心勢力。而在派系環伺、資深領袖不服的情況下，黃陳兩人，無一有單獨作戰的信心與能力。

當前黨選實力的分佈，是一個極複雜的遊戲賽局，所以各方都要透過博奕計算利弊。目前有可能的形勢是，A1大於A2，B1大於B2。不過，A1不可能與B2妥協，A2除非不得己，也不願讓B1得利，但是A2與B2卻因為共同的敵人與利害計算，反而有可能結盟交換。

如今馬華內外的觀感是，黃家定兩年下來展現不出他的領導權威，也缺乏實質的論述與思考能力，只靠小權謀，故整合失敗。在今次黨選中，馬華沒有任何一派的參與者，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單獨控制整個局面，也沒有任何一方擁有否決的力量。由於黃陳兩人實力，不如表面上的強盛，加上兩人信心不足，患得患失，他們各別的形勢，初估可能是以下局面：A1≧(A2+B2)，B1≦(A2+B2)。

換言之，黃家定的A1實力，若面對A2+B2結盟，只具微薄優勢，或是打成平手。陳廣才同樣好不到那裡去，甚至更弱，若遭遇A2+B2結盟，陳的B1勢力可能最多是打平，極可能還屈居下風。

因此，形勢與壓力迫使兩個宿敵，唯有尋求“最廉價的獲胜聯盟”(the cheapest winning coalition)，他們結成一體，希望憑此才有可能打贏選戰，因此兩人都不可能沒有對方，否則唇亡齒寒。其中，陳廣才最尷尬最薄弱最需要黃家定，結果一切反收購南洋、反假黨員的承諾，他都忘得一乾二淨。

中世紀歐洲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個神聖羅馬帝國，後來被伏爾泰(Voltaire)形容為“既不神聖，也非羅馬，更非帝國”。黃陳配這一個黨選換票聯盟，不談任何大原則大理念的共識，既然是非神聖聯盟，未來依然甚多變數。

例如，最後關頭，A1與A2會否協商成功，屆時會不會犧牲B1的陳廣才與廖仲萊？其次，如果黃家定最後確定大勝過關，他會否降低陳的票數，免得後者尾隨威脅。同樣的，如果黃家定勝幅不大，陳會不會反過來抽其後腿，讓黃成為跛腳總會長，三年後卷包袱回老家？這些可能變化，都考驗著兩人的同盟關係。黃陳之配喊得震天價響，若過於惹人反感，難保其中一人會掉下來。

事實上，黃陳配的同質性極高，就政治搭配而言，並無互補性可言。兩人的出身、教育背景、從政過程、基層群眾、政治能力，其實重壘性奇高，所以過去才有瑜亮情結，兩人處在競爭關係，而非互補需要。因此，敬請大家現在應收集“黃陳配”的親密剪報，日後兩人再反目成仇時，可以拿出來撫今追昔啊。

26-7-2005

馬華政治整而不合

2005-07-30T15:01:00.000+08:00

岂容张华践踏霹雳董联会

2005-07-30T12:43:00.000+08:00

岂容张华践踏霹雳董联会

潘永强

7月15日这一天，霹雳州华教界连续遇上两起震撼。白天，新当选的霹雳董联会主席张华，在一家卖肉骨茶的茶室内宣布，他要竞逐马华公会中委。同日晚间，刚卸任的董联会前主席胡万铎，却在他最熟悉的万里望升旗山上，迷失方向不知出路，最后等待救援。

其实，当天等待救援的，何止是老马识途的胡万铎，还包括他曾长期领导的霹雳董联会。

在2004年大选落败的马华前州议员张华，在近期的霹雳州华校董联会选举中，奇兵突围，竟然当选主席一职。张华意外中选后，在众人对他仍处于观其言，察其行阶段时，他就想委任一位马华现任州议员李官仁出任霹董联会的受委理事，此事后来不成，张华只好转而委任李官仁出任“发展霹雳州改制华文中学工委会主席”。就在大家一片错愕声中，还没来得及做反应时，他更进一步，宣布竞选马华中委。

在霹雳董联会主席竞选中，张华与另一位候选人陈正华平票，他后来是靠抽签定输赢，可见支持他的人最多只有一半，他没有任何优势而言。

张华在霹董联会改选期间，最受怀疑一点是，他的政党色彩过浓，马华的党性太强。华文教育运动是聚集各阶层各党派的社会群众运动，还经常要在攸关教育的政策与观点上，与执政当局辩论与交锋，华教组织领导人需要在华教和公共课题上，有绝不含糊的明确立场与政治自主性，同时不能有任何私心。

更何况，霹雳州是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的发起地，霹董联会在许多问题上所持之态度，也具有指标性意义。一个在华教运动和公民社会里，曾有重要地位的团体，如果沦为个人的玩物或政党的禁脔，绝对是一件令人失望和叹息的事。

张华在参选霹董联会主席时，声称他会淡出政坛，专心华教工作，还宣示说，在马华和华教若产生矛盾的时候，他愿意站在民族教育这一边。言犹在耳，也言之凿凿，如今他却开始引进马华公会当权势力，侵蚀霹董联会，也要利用华教和董联会的招牌，逐他的政治私利。

在2004年大选中，张华以47票的微小差距，在克兰之(Keranji)州选区败给行动党的曾福仔，在群雄竞逐的马华地方政治，他一旦败选，势力就急速流失，在今年的马华区会改选，只能担任金宝区会副主席一职，以后要翻身几无可能。霹雳华教界人士早就预见，张华打上霹董联会的主意，不过是意图寻找个人的舞台，继续在霹雳州华社和政坛保持影响力。如今，他急不及待地宣布竞选马华中委，担心错过这一班权力列车，无不印证人们早前对他的质疑，绝对正确。

张华在宣布加入马华党选行列时，声称他是以个人身份作出决定。这话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须知今日的张华，已经不是那个留台回来行医的张华，也不是那个担任州议员的张华，而是经过抽签之后侥幸当选霹雳董联会主席的张华，更是那个公然承诺会淡出政坛的张华。如果作为公众人物的“张华”可以随时选择他要的身份，那么请马华中央代表们提防，您们可能无法掌握，他何时扮演政治人物，何时又转换身份，扮演华教人士。

这位宣布参选时的“个人”张华又说，他竞选全国中委是为了要在马华中央表达华教的声音，协助解决诸种华教面临的问题，如二四三方案、宏愿学校、华校增建、白小课题云云。拜托，在马华中央自称“爱民族”、“爱华教”的人物还嫌少吗？一位败选的地方政客何德何能，一旦当选马华中委，有甚么能耐可以清理这些难题？在华教工作上，民间团体和政党组织，各有角色与牵制，容不得模糊彼此的功能。

我们并非反对张华竞选马华中委，他本来就是马华政客，有意争取党职毫不稀奇，但是，请他先辞去霹雳董联会主席一职，回复个人身份，再坦荡荡的竞选吧。

今日霹雳州的华教界朋友都很清楚，新任董联会主席最重要的职责和任务是甚么，是重新整顿组织，重新研拟方向，重新发动群众呢，还是上任第一件大事，就是宣布竞选马华中委？如果张华只是图谋利用霹董联会这个公器，作为个人政治跳板和权力平台，这既是私人利益超越团体利益，也是对团体承诺的一种背信行为。堂堂霹雳董联会，岂容一个张华如此践踏，典当给马华公会！

华教工作有社会动员的群众性质，需要结交不同党派的人士，况且基层华团与华校组织的领导，大多也有马华、民政背景；过去各方能不计党派政见发展华教，其实是认清政治与民族教育的界线及其应有的节制，不会混淆越位。但是张华的行径，却是有意图的破坏这个分际，危害与侵蚀民间团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如果今次不给予严正的批判，恐怕政党势力与公民社会的这一道分野底线，未来将会进一步失守。

19-7-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