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裔政治漸趨民粹？

印裔政治漸趨民粹？

潘永強


繼馬華總部的終身學習運動之後，馬青團在各地辦起了三人籃球賽，總會長還表演技藝超凡的投籃身手，博得如雷掌聲，令人誤以為這位先生正準備競選大馬籃總會長。當年的馬青是威風凜凜的“民族先鋒”，今日竟成獎學金輔導團和籃球賽搞手。可是，政治規律不以馬華意志為轉移，在馬青寄情球場之余，我國政局卻有出人意表的大震動，除了巫統祭出斷頭台之外，印裔政治也有騷動。

印度國大党在這場“克里米亞戰爭”中，党內明日之星意外中箭暫時下馬，而且過程激情起伏，在印裔社會引起極大回響。這起事件，其實也反映了印裔社會在社經、教育上的困境，印裔政治領袖在族群壓力之下，由於無能為力，被迫日益走向民粹化的表現。

印裔社群在我國人口約佔9%，但獨立以來，社經狀況與政治處境一直未見改善。在種族和政策偏差下，印裔的社會升遷與流動，受到很大的限制，教育成了許多印裔家庭“翻身”和改變命運的出路，一起印裔學生在外國修習醫學位不受承認風波，自然觸動印裔社會的不安和悲情。

事實上，在種種制度與結構限制下，背景一般的印裔青年，其出路選擇其實不多。自從新經濟政策和土著主義制度化之後，印裔加入公務員系統的人數與比例，已大量減少。若與同處非土著身份的華裔相比，華裔如果不能在官僚、軍政体制內取得發展機會，還可以轉向私人界，或自行創業與經商，日後在經濟與社會地位方面，尚有保障。但是，印裔社群在資金、關係網絡和經商條件上，都不比華裔有利，又得不到國家與制度上的扶助，即使自行創業發展，也面臨諸多限制和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普通印裔學生惟有在教育上尋找翻身的可能，特別是專業領域，印裔人士還存有部份優勢。據一項數據顯示，印裔佔我國醫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在律師專業上也佔了四分之一強。無論如何，除上述兩項，印裔在其他專業類別上，並不顯著。可是，在國立大學的種族固打配額下，印裔學生無論在申請學位與獎學金上，都受到擠壓，不具優勢。如果無法在國立大學取得一席之地，許多來自貧困園丘或工人家庭的印裔子弟，不像華裔生一樣，根本沒有能力進入學費高昂的私立大學／學院，遑論出國留學。如果連教育的出路和資源，也遇到瓶頸，必加深印裔社會困境。

在我國社會，許多印裔人士只能從事勞動工作，包括高危險、高污染性工作，而薪金與收入又是微薄，包括在園丘與工廠中還要受到剝削。即使如此，由於大量廉價外勞的引進，不只壓縮國內工人階級的薪金漲幅，印裔工人的就業機會也非常不穩定，還容易被取代，從而失去不少談判議價能力。

自前蘇聯解体之後，各個加盟共和國在獨立後，一直面對經濟困境，各單位包括軍方和教育部門經費減少。故近幾年來，前蘇聯各國的大學紛紛在本國報章刊載招生廣告，更以低廉學費和低入學標準，招收醫學系學生，甚至動用它們的大使館，為其背書宣傳。這一招，自然吸引不少進不了國立私立醫學系的人士，包括眾多印裔生。印裔優秀生本來就有學醫的傳統，也是改變命運之路，但是，如今當局一紙令下，粉碎未來的白色巨塔之憧憬，印裔社會的反彈自然此起彼落。

印裔社會的困境和絕望，導致印裔犯罪、酗酒和加入私會党現象增加，加劇社會問題嚴重性。據印裔學者P. Ramasamy在一篇論文中指出，政府在許多執照、合約招標上存有種族偏差，印裔人士連一些清理垃圾和排污工作，都無法取得。他形容印裔在建國過程中被犧牲與受欺騙(victimization)。

如此局面，印度國大党在政治上，自然面對族群的壓力與批判，但是它在体制內可以做的其
實並不多。在1970至1990年之間，印裔所佔之國家財富一直停留在1%，目前微升至1.5%，
但這個漲幅是反映少數印裔企業鉅子財富，不是整体印裔社會所有。三美威魯多次呼籲政
府制定類似扶持土著的新經濟政策，即印裔版的新經濟政策，在2010年令印裔財富增至
3%，但未獲巫統回響。

三美威魯長年壟斷印度國大党權力，異議者皆人頭落地，他算是資深部長，對部門事務認真
專業。表面上，三美敢怒敢言，全仗一份自信與霸氣，但他在位超過四分之一世紀，而且意
猶未盡，可是在族群發展與資源分配上，其實並沒有為印裔社群帶來重大助益。面對印裔社
會多年的沮喪和失望，印裔政治領袖一樣是當家不當權，但也不能無動於衷。

因此，近年來三美威魯頻頻高聲放話，不過只是一種政治民粹化的表現，他試圖將族群內的
不滿情緒，以一種民粹的政治語言大而化之，逃避政治責任，反而營造個人的英雄與勇敢形
象，也為低下層印裔普羅民眾提供感性渲洩管道，可是這無法掩飾印度國大党，在資源分配
與制度改革上的無能與低效率。

印度國大党總秘書索迪那登，在國會的激情演出，進一步升高印裔政治的民粹化，他既排解
了印裔社群壓力，也造就個人聲望，但制度問題則完全沒有厘清與改善，印裔悲歌也唱不完。
這次擦槍走火之後，三美威魯竟馬上洩氣般靜下來，顯然他從來就是虛張聲勢，玩弄民粹。

28-6-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