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政治：国家与知识的张力

潘永强

马来西亚政治生活的主轴，无疑是一直围绕在族群分歧上缠转。近年，政府为了处理族群问题，作出一些不甚有效的尝试，例如国民服役计划、宏愿学校构想，以及在大学内开设族群关系课程等等。这些尝试不是规划粗糙，丑闻频传，就是遭受社会反对，尚未实行就风波不断。这连串的举措失当，既反映官僚执行力的差劲与无能，也说明族群关系的猜疑和脆弱，但应负最大责任者乃是国家的隐蔽动机与政治霸权。它借族群团结的旗帜，意图压缩社会多元性，结果适得其反，不只未能拉近族群距离，反而妨碍了原有的互信。

2006年以来，当教育部决定在全国大学开设《种族关系》必修课程，并开始编纂教材时，敏锐者就起了疑心。通过教育方式完成政治社会化工程，在一个族群缺乏共识的社会，通常都会爆发争议，势必只能靠强制方式推行。去年7月官方编定的教材一出，证明内容偏颇不实，扭曲族群关系真相，各界自然群起批评。于是，为了一门大学的必修课程，一本课程的指定教材，自去年中以来，竟成了社会上纷扰难解的议题，至今未息。

自独立以来，教育体系与课程内容实行去殖民化与本土化，对非土著教育体系的去中国化、去印度化，都是新兴国家国家建构的一环，无可厚非。但是，倘若在教材与教学上强调马来人中心主义、巫统中心主义，就不只是对多族群社会的文化压制，更是国家对知识生产的干预与介入，对社会的自由与多元价值无疑是一种毁损与挑战。

《种族关系》课程教材事件，不能只看成是学术vs.政治的冲突，它还暴露出国家／知识／权力的复杂关系。威权国家试图垄断知识的生产和建构过程，透过权力的操作，打造“官方知识”，并为其语境赋予“真理”的合法地位。在国家与知识的关系上，教育部俨然把自己视同真理部。

国家对知识的介入，已非新鲜事。在《种族关系》教材受尽争议后，接手修订工作的国民大学教授Shamsul A.B.，日前在一项公开论坛上承认，行政主导令大学丧失主权，造成政治凌驾学术的局面。Shamsul A.B.作为本地体制内少数尚受学界敬重的学术人员，接下这桩烂摊子，当知绝非一件讨好的差事。但“体制内开明派”皆有一特色，即明知世界不一定变好，也愿勉力阻挡它变坏，可他们毕竟心智清醒冷静，尽量避免钻进逃离政治的乡愿学术。

Shamsul A.B.上述言论可谓肺腑体会，可是虽道出事实，却不足以揭露全貎，特别是国家与知识的内在张力。知识本身有时不是纯粹的中立，而历史、认同、身份等问题往往还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无论实践上还是理论上，政治都会凌驾学术，也必然会凌驾学术，中外皆然，差别只在于是粗暴的介入或是精巧的引导。Ido Oren就指出，二十世纪美国政治学自诩客观科学，但仍然充满学术与国家亲密的迹痕。就像人间没有乌托邦一样，知识生产也不会有绝缘于政治的学术净土。

因此，要在族群关系的理解缺乏共识的背景下、在课程与内容布置难有民主和专业参与下，冒然开设这一类指定必修的族群关系课程，无疑只能沦为一场强势与强制的意识形态社会工程。国家必定在这个教学设置的过程中，介入知识的生产、裁决与审定之中，努力创建官方知识。可是，一旦官方知识与社会常识产生冲突或分歧时，不同理念与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就会在政策与实践中展开角力，从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开启一场知识的政治。

事实上，正规的学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来组织和控制的，还包括师资的培训和经费的分配。因此，教育系统作为政治体系一个有机组成部份，它就经常处于这些斗争的中心：既为民主而斗争，为合法的权威和文化而斗争，也为谁应当从政府政策和实践中获益最大而斗争。在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追求“政治的归政治，教育的归教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缘木求鱼。

在马来西亚当前政治语境下，教育部欲强势推行《族群关系》课程，除非具有充份的国家自主性，否则就犹如掀起潘多拉盒子，愚蠢地搅动蜜蜂巢。如今争议焦点集中在教材内容上，也是事态演变的自然结果，因为教育最具实践性的任务，就是回答教些甚么的问题。如同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Michael Apple所言：“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谈论课程就是谈论权力……创造真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力的过程。”因此，争夺课程内容的政治，并不是以知识本身即可告终，它也涉及谁选择、如何组织、如何教授、如何评估等问题。

从知识政治的角度，把《种族关系》教材事件理解为国家内部，或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冲突，也甚为重要。甚么被看成是官方知识，甚么不被接受为合法化的知识，就必然要经历博弈过程。而在这场知识政治的角力中，有两点观察值得关注，一是社会的介入，二是国家的分歧。

国家试图垄断知识生产，或企图支配真理的介定时，公民社会不可能毫无抗力或响应。去年七月第一版的《族群关系》教材一经透露，引起社会哗然，几经博弈之后，政府决定收回修订改写。可见官方固然控制了知识政治的议程与过程，但“大众的认同和把甚么看作是真正知识的形成与合法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Michael Apple)如果官方知识违背了民间社会的普遍常识，就注定要遭遇社会各种形式的逆反和拒绝服从。公民除了对官方知识有不服从的权利之外，也可以从事反支配的知识生产，追求知识正义，例如非政府组织就自发开办民间版的《族群关系》课程。在这种理念与利益的多头竞逐中，被禁锢的建国历史和族群悲情，才能从囚牢中解放出来。

不过，任何决策的变动，都不应忽视了国家内部分歧所起的作用。社会上的族群利益分配，会最尖锐地反映在国家精英的权力结构上，尽管这种内部的差异只能以隐讳和微妙方式表现出来。国家内部不同族群集团的歩调不一致，部门本位的利益冲突，以及外部民间社会力的冲撞效应，最终都产生了动摇国家意志的效应。更重要在于，由巫统精英主导国家机器，因巫统内部的精英分裂，也影响了国家自主性的挥发。马来人中心主义、巫统中心主义的思维取向，已无法取得朝野马来族精英的一致认同，包括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在内的马来社会异议精英对官方知识的反叛，令政策的有效贯彻出现疑问，最终导致国家在这场知识政治中被迫作出有限度让步。

12-3-2007

原載《視角》電子刊第四期 www.mag-horizo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