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工具箱中寻找论述

潘永强

社会学者Ann Swilder曾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圣经的读者如果想为自己的任何行为做出辩解的话，他总是可以在其中找到相应的段落。” 过去五年来，马来西亚华文报业遭遇严寒，因政经势力连手形成垄断之势，但垄断行为的主导者仍然很努力的意图淡化其带来的后果，不断往他们的“圣经”中寻找说词。巧合的是，这位垄断者张晓卿，据说也是一位虔诚的信徒。

圣经是众人的，也是一个人的。因垄断报业，以及钩结政治力吞并媒体，而遭受社会舆论反弹时，星洲媒体集团的张晓卿，为合理化其行为，就必须发展出一套反制论述(counter discourse)予以回应，结果无辜的文化──族群话语，就被频频引申运用，成了掩护政经野心的挡箭牌。

例如，他就曾为垄断的企图坦露一个说法：“我办报从不计较个人的毁誉，只问中华文化使命与华人利益。”为了办报而宁可名誉折毁，可见中华文化令人心响神往，灵魅无穷。

但是，当张先生一方面作此高调，而另一方面实际从事的，却是钩结政党图谋垄断时，其实他惶恐的内心也意识到此举难获社会认同，所以他就及时补上一句：“如果说我要垄断报业，我希望由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垄断报业，全力维护华人应有的权益，唤醒东南亚的中华之魂！”

到他垄断媒体的行动被证实之后，他同样操作起文化──族群话语。他指收购南洋报业的动机，乃是希望建构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中文媒体网络。“我们希望继续壮大华文媒体事业，建构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中文媒体网络，全力维护华人读者应有的权益，替他们立言请命……”

“中华文化”与“华人利益”构成了张晓卿反制论述中的主框架。在回应人们对其垄断意图作指控时，张晓卿不断推出“中华文化”来因应。可是，在这过程中，文化──族群话语如何与新闻自由接轨，媒体专业的具体操作，如何在这个文化──族群框架下得以体现与实践，却从未在张氏的论述以及他所控制的媒体中，得到澄清和证成。

于是，我们就可以发现，张晓卿所筑构的反制论述主框架，只能提供想象与幻觉，缺乏内核和硬件的支撑，充斥的只是空洞虚浮的修辞。在这里，反而暴露出他对这种文化──族群话语的功利性、任意性使用。“文化”其实成为了一个工具箱，张晓卿一遇上非议和质疑时，就会想在这个工具箱中寻找合适的小武器，勉作抗御。这就好比一个水电工人，拿着工具箱傍身，面对一切需要修复的对象时，只须往工具箱中寻找用具即可应付。

只要张晓卿无力面对不义和不当垄断的批评时，他就老是往“文化”这个工具箱中搜索，然后把他难以启齿的真实企图浪漫化、幻象化和诗意化。他之所以选择某一种话语(如中华文化、华人权益)，也许确是略有所系，但绝非心净意诚，只不过是把它当作策略性使用，而选用这个策略论述，则因为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便利性。换言之，他相信社会吃这一套。

在为垄断行为辩解中，文化──族群话语成为张晓卿的剧本与文本(scripts and texts)，他试图操作的是一连串人们熟悉的符码与记号，不在乎高深，只取其通俗。而尤须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南亚华人社群当中，也只有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还受到这种文化机制的影响，这除了深受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牵动之外，显然在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在不断地起著作用。

即使在港台，甚或中国大陆，媒体尽管会在国家有意无意主导下，呈现民族主义姿态，但却逐渐与纯粹的文化──族群话语脱钩，这些华人社群对待媒体的态度，日益强调专业、公信和对权力的监督，不会贸然上升到文化的高度。

可是马华社会的现象却另有迥异之处。这种特性，造成它在诸多社会行为上，仍然受到文化权力网络的论述所牵制，也容易受到绑架。但是，如果认为这种文化机制所起的影响，只有负面的、落伍的和“反现代性”的作用，就未免有点化约和略嫌简单。

事实上，在法制和规范残缺不全的环境下，马华社会的文化──族群脚本，有时反而适时产生一种可以抵御市场与商业力量恶意腐蚀的作用，以至在一场明明是具有庞大政治经济利益的媒体并购阴谋中，垄断者既受到来自社会的文化机制的批判与怀疑，也被迫以操作文化论述，或在文化工具箱中寻找资源，才能为本身这一不符社会期待的行为，作文化外衣的包装和修饰。

在这里我们即可发现，无论是反垄断者或是垄断人士，同样都是以彼此熟悉的“文化”因子，为各自立场申述。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发现，人们在同一文化机制影响下，会在社会行为和意识形态，起着一种“相互学习”的样式，这主要还是受同一套文化剧本，受同一系列文化符号所制约。

在同一套文化剧本中，人们就会在工具箱中选择有利的策略，以构建自己的行动，而为了更有效地达到目的，人们也会在这个工具箱中的基础上，对现有文化工具进行改造。张晓卿就把垄断改造成“维护华人读者应有的权益”。这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文化脚本和意识形态，在大家脑海中彻底地被内化了，成为行动的本能和习惯，一旦在情境需要时，就要从这个工具箱中掏取自以为有用的东西，以作抗衡对应，只是从同一套语言程序中挪用不同的发言策略而已。

例如在反垄断的理由中，同样也有许多是从文化──族群的话语出发，这不独是来自传统华团领导，在青年学生中也颇为常见。一般认为，垄断不利于华人社会意见的有效传达，担心华人社团的各种观点和立场，会受到垄断媒体的扭曲。最后，则是对华人社会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展开的集体动员时，会受到打压封杀。

换言之，大部份反垄断者是站在“文化维权”的姿态，反对媒体被单一财团操控。为此可以认为，在法制和规范不彰的威权国家中，文化──族群话语其实可以发挥防腐剂的作用，抗衡威权、金权和市场的侵袭。

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忽略，任何具体的文化都包含了多元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符号、礼仪、故事和行为准则。一个社会的文化并不个能把社会行动引向同一个的特定方向。这是张晓卿操作文化──族群话语未竟其效，反而遭受反弹的其中缘由。

11-11-2006

原載《視角》電子刊試刊號(二) www.mag-horizo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