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pril 04, 2007

一场没有制度成长的政争

潘永强

近一年来,由于马来西亚前后任首相在权力移转过后,因政策、性格和资源分配上产生磨擦,使得执政党巫统的高层精英陷入权力斗争。围绕在前首相马哈迪和现任首相阿都拉两强身边,出现对立的阵营,为了在角力中夺取优势,争夺话语权和制高点,纷纷向社会与媒体抛出话题,在马来西亚的政坛掀起巨大波浪。

由于巫统在政治上具有支配地位,它的党内派系生态和精英之间的互动,不只在政治经济上影响政策短期走向,也对社会各方面产生冲击的效应,特别是双方短兵相接之处,还涉及国家发展路径、产业政策选择、大型基建存废等多项争议。

对阿都拉首相而言,他在政治上真正的反对派不在党外,而是党内的既得利益受损者。但他上任已有三年,改革意向如何始终并未予人充份信心,他与马哈迪之间的较劲,只说明他不是一个凡是派,不能证明他有变革开创的魄力。

依阿都拉阵营近期的战略构想,他将延后巫统党选,在安华有参选资格前提早普选,并利用提名权撤换不合意人选。虽然选举结果极可能令回教党和公正党略有斩获,行动党则重挫马华公会,但至少为阿都拉解除了马哈迪和安华这两大隐患。衡量政治成本,他以失去部份议席来换取党内权位稳定,仍是划算。而这种盘算落实的可能性颇大,因为现有的选举过程,恰恰是阻碍民主进程的助力。就如同E.E. Schattschneider在《半主权的人民》中认为,选举都是偏袒上层阶级的,特别是掌握金钱与组织者。

即使不谈选举的技术面,就客观结构而言,阿都拉也具备克服政治危机的优势,这主要基于三个考虑。第一,是现任掌权者有无足够的组织能力,克服反对阵营的挑战,这里指涉执政阵营内部的精英凝聚力、国家压制性能力,以及选举动员能力。第二,则是反对阵营的组织能力,这包括反对阵营的结盟凝聚能力,还有组织动员能力。第三,就是国际脉络,此指对西方的依赖和支持程度。

就目前状况看来,阿都拉手握组织和资源,无论是面对反对党还是马哈迪的流离势力,巫统当权派仍然掌握有较强的精英凝聚力、强有力的国家机关、动员能力较高的政党组织。与此同时,跟他较量的反对阵营虽然声势略有起色,却依然疲弱和充满分歧。在宗教反恐的气候下,西方也愿意维持现状,支持温和的阿都拉政权。

这一次的巫统党争,与1987和1999的情况不同,它一直在党内派系竞争的范围,没有演变成政党分裂,是“分而不裂”的状态,论影响程度不如前两回深刻。我们既不要高估下台后的马哈迪之能耐,也不应低估具现任优势的阿都拉的党政资源。倘若阿都拉在接下来的普选和党选中,均顺利过关,现实政治的利害自然会弥补巫统目前的裂痕。

一些乐观者往往期待,威权政体内部的重要分裂,将启动民主转型。而对社会普遍来说,除了关切国家如何走出政经困境之外,也把焦点放在前后任首相之间的得失胜负。可是一旦局面有如上述走向,对那些原想在这一波的巫统精英分歧中,看到扩大政治民主化契机的人士而言,无论来自反对党派或是民间社会,肯定是又一次的失望受挫。

马来西亚的政权形式,在民主与威权的状态之间停滞甚久,自六十年代以来,就维持在这种结构中,甚至时而更往威权方向移动。这种僵局本该打破,然而现有的政权却充满回应与存活能力,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相信仍会停留在类似状态。

因此我们必须认清,也要作好耐心准备,即使执政精英产生分歧,马来西亚的民主化还是不能一蹴而成,然则,也不应该像当下的反对党一样,只热衷举办巫统党争座谈会,充当时事评论员,而忘却了反对党应在动员和论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高层政争缝隙中,除了致力于民主化之外,国家制度是否获得成长,也是关键的问题。

当九十年代末巫统遭遇“烈火莫熄”群众运动时,马哈迪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为人权保障开启了一扇细狭的门缝,可视为一项重大的制度成就。在马华公会面对长达近五年的派系斗争后,也促成了党内制度的局部调整,如限制总会长任期,以及设定公职人员任期的内规。因此,衡量政争角力的其中一个得失标准,应该是政争过程是否有利于制度的成长。

有论者指出,从民主政治发生的角度来说,国家的制度可以分成三类。有一类国家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就加以确立,如法制、官僚系统等。在所有稳定的民主国家,都是这些基本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发生在后。另外一类国家制度必须是在民主化发生后才会确立,如选举制度。还有一类国家制度,它们在民主化之前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国家公民权在社会各群体间的分配制度。

换言之,许多国家制度的建设和成长,并非要等待民主化之后才正式启动,像司法、警政等制度,应该逐步演变确立,才能为民主政治打下基础。民主化强调权力的授予和监督,而国家制度建设关乎的是治理与效能,两者同等重要。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近着State Building 就强调,国家制度的低落将妨碍治理和秩序,在菲律宾和印尼这些国家制度基本弱化的政体,即使民主化也不能解决治理问题。

在马哈迪向阿都拉的挑战叫嚣过程中,前者仅将争议焦点集中在马新弯桥、国产车政策、贱卖普腾资产,以及首相女婿凯里的角色上。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但仅是微观的政策个案,马哈迪无意在宏观的制度、论述上与阿都拉竞争,他只想保留个人的政治成果,所以即使能摇撼巫统当权派,也不具进步性,其目的只为取代既有体制的主导权,而非调整或推翻。

如果一场高层政争,既难以削弱威权体制,也未带来国家制度成长,一番纷扰波涛之后,只可能为反对党增加一些议会席次,而总体格局未变的话,那么无论就过程和结果来看,马来西亚社会将会失去许多反省和升华的进步契机。如果政争没有创造制度成长的空间,只沦为权力人物操纵政治从中获利的场域,并且延长威权体制喘息的机会,则不只国家的制度改革无望,政治发展也将陷入持续停滞的困境,这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政争结果,谁赢谁输反而毫不重要。

10-10-2006

原載《視角》電子刊試刊號(一) www.mag-horizon.net

3 Comments:

Blogger 爱情魔cat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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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AM  
Anonymous Anonymous said...

Very good essay!

First class political analyst!

1:33 AM  
Blogger yoko said...

M型化的未来-> 上班族的新名称:新穷人
大前研一:新穷人的加薪高峰是40岁,
过了就是等着被淘汰! 你还有几年?
找到未来的新出路http://findmylife.weebly.com/

8: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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