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政治的宏觀調控
潘永強
連續兩年,在最大執政党巫統的代表大會上,都出現馬來族領袖高舉短劍,接受台下會眾激昂歡呼的場面。巫統大會是這個國家每年一度最受矚目的政治盛宴,但它在國家正要跨向獨立五十周年的前一刻,仍選擇了揮動群族主權意識濃厚的政治符號,不只象徵與宣示意味十足,也說明多族群的馬來西亞歷經半世紀努力,仍遠未建構成為一個成熟的政治民族。
S.M.Lipset在《第一個新興國家》中指出:“所有新興國家和革命以後的社會所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合法性的危機。”他認為,卡里斯瑪的權威很適合新開發中國家的需要,它使人們出於對領袖的熱愛而發現國家的要求。早年美國的華盛頓就具有整合國家的權威,而且他的隱退形式,“對社會發展有著一種決定性的穩定作用”。華盛頓優雅的退位,使權威來源朝法理型發展。
馬來西亞從獨立以來,同樣面對新興國家都遭遇的整合與認同危機,而且多族群社會更增添複雜性。可是,它沒有卡里斯瑪權威來應付此一危機,而且建國元老如東姑和陳禎祿,皆因整合無力才被迫以不甚体面方式隱退。他們的下台,都源自各自族群內部出現的信任危機,也預示國家整合的艱巨。
無論如何,巫統領袖在政治集會上亮劍,顯然就是划分敵我的符號。按德國思想家施密特的說法,倫理學講善與惡,經濟學講有利與無利,法律學講合法與非法,政治理論講的就是“朋友”與“敵人”的區別。任何族群論述的背後,無可避免地都志在制造敵人,形塑“我們”與“他者”。
全球化的衝擊、民族競爭力的不足、國家資源的短絀,是近年來令巫統日益喪失自信的原因;在區域經濟中,馬來西亞也不具核心優勢,喪失繼續成長的後勁動力。在這些結構性背景擠壓下,導致馬哈迪與阿都拉產生政見分歧,個人利益競逐不過是擴大兩人裂痕。
面對民族自信的流失及其帶來的焦慮,“馬來人會不會在地球上消失”,在政治上往往就牽動巫統菁英階層的矛盾,如果菁英之間要避免發生政治上和權力上的更迭或變動,最廉價與便利的因應方式,就是將壓力轉向外部,制造他者與敵人,將現實權力舞台改造為喧嘩的政治劇場,滿足党內基層的政治消費。馬來西亞族群政治的特性,先天就為區分敵友創造結構上的條件。
由於巫統是國內最主要的政治力量,若缺乏自信,就不可能展現強者應有的雍容,當它選擇挑撥族群的語言,抽空對話理性時,也暴露出本身淪為弱者的困境。
但是,巫統作為維持体制運轉與治理的權力軸心,儘管在壓力浮現時,要周期性地運用族群手段克服困境,它其實並沒有失去政治理性。某種程度上,巫統仍承擔起“負責任角色”,它並不會放任族群話語的失控,反而對族群政治的日常管理,仍擺在政治議程的前列。
巫統長期掌控國家機器,它是真正兼唯一的執政党。經驗提醒掌政者,它的權力基礎離不開族群關係的穩定。當今的巫統菁英未必有足夠能力從事經濟上的有效轉型,但對族群政治的宏觀調控,卻有一定保握與堅持,因為這關乎政權與秩序的維系,以及統治正當性。
基於對族群政治進行宏觀調控的考量,巫統通常會在馬來社會的政經形勢需要時,挑動族群意識,利用族群之間松緊不一的浮動情緒,制造他者與假想敵人。另一方面,當它察覺到族群關係將抵觸到社會容忍底線時,就會運用各種姿態、策略或政策工具,適時對非馬來族群進行安撫,或施放政治恩惠,力圖修補,進而在族群之間維持和而不諧的關係。在政治的宏觀調控下,巫統會按照它的政治目標和時機需要,利用手中的資源、策略與工具,在族群之間營造一種既不會太緊密祥和,但也難以導致矛盾對抗的局面。
因此,2006年巫統大會上雖然充斥宣洩性的狂妄叫囂,只要它滿足了內部政治消費,就會受到適時降溫。對受傷害者稍為安撫,尚加發放一些行政資源,即把族群氣氛的毀損度,修复至一個和緩受控的限度。由於碰撞──控管的循環使用,它既有利於巫統壓力的釋放,也同時維持寬大克制的形象,最後還塑造出符合各方心理需求的“團結”說詞。巫統深諳族群宏觀調控之道,令它始終掌握主動,佔據在攻守俱佳的戰略安全位置上。
巫統菁英其實深刻体會到,維護政權的合法性要同時兼顧現代化、民族主義和社會正義。它雖然認知到建構一個公正、平等並確立共同政治認同的“馬來西亞民族”,是國家應該追求的理想,但是要打造一個這樣的政治共同体而不削弱各族群的文化認同與特徵,談何容易。況且,在族群主權與人民主權兩者中,現階段巫統也寧可選擇站在更具安全感的馬來族群主權這一邊。
結果,國家雖取得獨立,但民族國家的建設始終滯後,為確保族群關係的有效管理,則只好訴諸族群政治的宏觀調控。在這個選擇上,巫統的族群政策效果顯著。
有幾項條件有利於巫統進行族群政治的宏觀調控。一是族群政治已被制度化的組織起來,執政聯盟內皆是族群政党,缺乏階級與理念的多元論辨。既然巫統是單一族群政党,又在政治上佔主導地位,故在族群管理上很少遇到党內雜音,也能超越甚至排除執政聯盟內其他政党的纏絆,自主掌握族群政策及其節奏。況且,在確保馬來族群權益的前提下,與巫統競爭的反對党,也對這種族群調控不持明顯異議。
其次,經歷多年政治變遷後,國內幾乎只剩下馬來民族主義,它沒有面對其他族群的民族主義有力挑戰。非馬來人社會在維護本身地位與權益時,其實是節節敗退,以至處處謹小微慎,只能強調公民合理權利為訴求,政治期望日降。這規避了與馬來民族主義者直接的刺激對立,也間接導致菁英操作下的族群調控竟然甚易收效。
最後,在巫統強勢的党政合一結構下,它把族群政治的宏觀調控機制予以行政化,党政兩方面的資源被有效連接整合起來,令巫統的族群政治調控意志,能透過行政與官僚部門得到貫徹執行。巫統將政党、政府、經濟、宗教、媒体、教育、軍警等部門加以整合,令行政体系可為族群調控護航配合。在這個問題上,其他族群政党也發揮助力,它們通常是巫統的戰略伙伴,助長調控效率,卻甚少挑戰或質疑巫統的族群政治運作邏輯,就此而言,馬華公會和印度國大党並不是代議政治意義下的現代政党,只不過是巫統族群調控政治的行政派出單位。
巫統的政治理性,令它意識到族群關係要謹慎的控管治理,但是巫統的政治理性卻沒有躍升到需在制度基礎的層面,建構合理的族群政治關係。而且,巫統對族群政治的宏觀調控,很多程度上是寄託在政治菁英手中,一旦高層政治失衡,或缺少卡里斯瑪型的人物從事整合協調,就可能出現緊張與波動。最重要的是,運用族群政治的策略操作來處理政經危機,最終只會傷害社會的政治理性,而無助於全民政治理性的提升。
16-12-2006
原載《視角》電子刊第一期 www.mag-horizon.net